副刊

厚积薄发

对于“伤痕文学”,我一向兴趣缺缺。

所谓伤痕文学,指的是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书写那个时代的故事。换句话说,伤痕文学为读者重现那个过去的时代,一场十年浩劫不堪回首的噩梦。文革十年,世道很乱,人心惶惶,几乎人人都是精神内伤的。而书写伤痕的那枝笔,感情过于浓烈,志在“揭露”,往往只是让读者知道文革是一件大事,却未必能知道为什么。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只有政治角度,而没有文学自身的力度。太多的坏人坏事得揭露,忙不过来,又因大前题是谴责,不必分析,只需概念化的归罪。行文沉闷,肤浅而幼稚,令人不忍卒读。因此学界斩钉截铁:文革十年,没有文学艺术。

尔后出现的伤痕文学,继往开来。继承了“往”,所开辟的“来”,却无比沉闷。既无文化心理,更无社会学的视野,难免要让人满怀惆怅……。 令人更难忍受的是作者的心态;那自诩“讲真话”,自诩走过无尽的黑暗,本着知识分子良知,实现做个“瞪眼说真话”的作家。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读者能不肃然起敬吗——这完全是一种炫耀的等人夸奖的姿态。

可我非旦不肃然、不起敬,更不动容,反觉得很可笑。这种感觉就像看清朝宫廷电视剧,也不管是香港的《金枝欲孽》抑或中国大陆的《后宫甄嬛传》 ,不就是坏人做坏事么,观众是请来视查灾场看热闹的。

所以说,文革题材的文学艺术根本没有出现过。



而在现实中,倒是见过一些与文革有过牵扯的人。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之中不乏身边有老伴和儿孙的。要不是他们自己说说,你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们曾离过婚,经历过不如意的婚姻。何谓不如意?并非常态的“性格不合”,或出轨什么的。只因在他们的人生中遭遇了一场浩劫。丈夫被打成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派”,扣了什么帽子的。妻子被逼跟他离婚,带着孩子与他“划清界线”,否则日子就无法过下去了。

苦命鸳鸯

“这种婚姻的不如意,痛苦是一辈子的。”在上海,一位老教授如此对我说。他文革时期跟妻子离婚,再婚亦已二十多年了。现任妻子也是在文革时被迫与丈夫离婚。如今两人相依相伴。儿孙也有了。但内心深处各有各伤痛。老教授不知前妻的下落,亲生子女也没消息。妻子倒是比他幸运,离婚时孩子由她带在身边。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免了骨肉分离之痛苦。前夫不知去向,或许已不在人世——那种批斗的日子,忍得住肉体的楚痛,也熬不过精神上的折磨。思之自有一番滋味,心情也不难想象。

谈及那个被称之为“精神内伤”的时代,我心不免戚戚。老教授反而安慰我:“我与老伴是同命人,可我们如今不也得享天伦吗。要说苦,就算是一对苦命鸳鸯吧。”

现实中的得失甘苦,强调“博”与“厚”。伤痕文学再如何洋洋大观,充其量是荒谬年代中的荒唐笔触;揭露并非择其精要,而是急于表现。老教授的廖廖数语是厚积而薄发。让我深深体会到人生最堪欣悦的,莫过于懂得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这才是令人肃然起敬。

反应

 

商余

梭磨河畔的散步/李忆莙

马尔康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衰亡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却让外来者感到最容易亲近。不论在哪,不论场合,也不需怎么搭讪,你随便跟个旁人说话,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马尔康人就是这样。他们的亲和在于愿意接触,喜欢与人交往。换句话说,马尔康人的心襟是敞开的,虽然在环境上,地处雪域高原,离内地也很远,但并没养成闭关自守的性格。

在这雪域高原上,我的视野、心思,经常停驻在文化与历史两个层面上,并尝试思索嘉绒藏族在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最终顺应潮流,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梭磨河畔,不论是散步的老人,卖核桃的大妈,都是最佳的聊天对象。聊起马尔康,他们可来劲了;这这那那,为人所知的,或不为人所知的,你有问没问的,他们都愿意告诉你。尤其是老人,经历过岁月苍桑,见多识广。你问他马尔康的历史,他立即为你细说从头,说以前的马尔康只是一个宽平的河谷,除了一座庙和一个土司官司寨,只有少数的十来二十间房子,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河谷和山边的草坪上,那时马尔康的人大多数是商贩和马帮,除了贩卖茶叶,药材,油盐和日常用品以外,还有贩卖枪支、子弹、和鸦片烟的。

剥削年代土匪横行

 

察觉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人却笑了:“那年代土匪猖獗,械斗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枪杆和子弹,怎么保障生命和财产?至于鸦片,那就更平常了,贩卖鸦片从中可牟取暴利;高居不下的烟价,为土司的“国库”带来丰厚的钱财。百姓种植鸦片,得给土司缴税纳款。曾经发生过百姓揭竿而起反暴政,烟税过重等同于暴政。”

我说,那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远在西南大峡谷中的藏地,世道不太平,也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吧。

老人听了大笑,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土司掌握所有资源,百姓耕种得交粮的剥削年代。

“那时的马尔康荒凉而封闭,住房屈指可数,就别说有可供住宿的客栈了,商贩们都在河滩搭建起临时帐篷。其实不单是外来商贩,有许多本地人也是长年以帐篷为家的。总之,那时的马尔康,不但贫穷,还封建得很。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耕地的农奴。他们向土司借一小块耕地,就得给土司当差服劳役。这样的制度已经沿袭了好几百年。”

脸带笑容眼含忧郁

老人的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一层薄薄的忧郁。“为人一世,所为何事?难道就仅仅是图一口粮,赖以活命?不是的,再歹活,也得要一点点的自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老人的叙述,不仅有对时间深度的感叹,更渗透了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苦涩。而历史,没人可以对它一言道尽;它可以是整合的,也可以是顺应的,甚至是传承的。

而大妈所说的则是民生问题,是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境界,是支撑平凡小民生活的不平凡积淀。

这就是我在梭磨河畔的散步所得—— 在马尔康,你总会遇到爱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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