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农历新年过后，我就没回过家乡，也没机会将这个可能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吉米，那个曾经身受咯咯迫害至差点被逼跳下槟城大桥自杀的F公司前员工。

开车时，我的手机通常都收在置放于驾驶座后的手袋里，因为我是奉公守法的一等良民，不会一边开车一边接听电话，而且这不只会触法，也会对他人和自己以及车上的其他乘客都有危险。

但2016年6月1日那早开车上班，我却像过去那整个星期一样，将两部手机都放在副驾驶座上，好方便接听突发电话。过去整7天，我几乎机不离手，一听到电话响便整个人弹跳起来，祈求不是北方亲人的来电。

但那早8点正，距离公司还有半公里的路程，最提心吊胆的事还是发生了：电话在此刻突响。我立即停车在路肩旁接听，入耳的便是我姐媳妇碹诗的凄厉哭声：“阿姨！阿姨！南华医院刚刚打电话来，吉米在5分钟前走了！”

虽然并非十分意外，我一样心如刀割，便忙着抚慰她：“你先不要哭，你们现在哪里？”

“我和妈咪都还在家，现在就要赶去医院。”她一面抽泣一面悔恨的说：“医院也不应该，等到最后关头也不通知家人，害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阿姨，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噩耗突来，我一样思绪混乱，且又在车水马龙的繁忙上班道路上，便定定神告诉她：“不要慌，让安哥载你们去医院，然后通知我情况如何。”

去到公司后启动了电脑，坐在那张老爷子在12年前买给我的真皮办公椅上，双手紧紧相扣，不明白命运为何有此残忍的转折。

吉米是我二姐的唯一孩子。我坐在那里寻思，记得是在1965年出生，生日好像是年中的5或6月，去世那天可能才刚过51岁生日。但一切都不确定，只记得是1965年，我中二那年，因他的出生，我还曾以“道德不正确”的原因，与妈妈和姐姐发生过争拗。

因为吉米是指腹为子抱养回来的孩子。其奶奶一家和我们父母同来自台山，在那个移民年代，来自同一个乡下便是互相关照的亲人。自小，我便称那老太太为老阮阿婆。

阮家将尚未出世的孩子安排送养，也是由于食口众多生活艰辛。我姐婚后两年膝下犹虚，在妈妈通过她的乡亲脉络下，遂安排这宗法外的领养计划。

我当时是中二生，虽不十分明白她们乡亲交头接耳在说些什么，但知道需要付一笔费用，且不知为何，带着我前往马来亚银行领出我的储蓄存款。

年方15、16岁的中二生已知道有钱傍身的重要，万分不情不愿地鼓着腮被拉上银行。我一路上不停抱怨，被妈妈骂了几句。雌威在旁，我后来也不敢多说什么。

但在2016年6月1日这天，一切都已经结束，可51年前的回忆，却完全不受控制，似潮水般涌出。

即使往事已模糊，我当日赌着气上银行，并非全是因为掏出心肝宝贝的红包钱，而是我不同意领养别人的孩子，那不是拆散人家的骨肉吗？15、16岁的我自认思想进步，总之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处这一边就是了。是，我是左派，在可怕的文化革命发生之前，左翼思想是公认的进步思想。

但是，当刚出世的小婴儿抱回来时，我妈与我姐都欣喜非常，我看着那孩子粉嫰的脸和胖嘟嘟的手臂和双腿，也完全被溶化掉，还觉得好生奇怪，几个月前自己为何会以相当激烈的反应来抗议领养。

可是51年的时间都去了哪里？我捏了捏自己的脸，有痛感，证明这并非是一场梦，刚才听到的噩耗完全是真的。

我只有时间发呆10分钟，便立即着手申请紧急事假和上网订机票。因大公子和大小闺秀都分别在国外，需要一一通知将会请假多少天；另外我在假期时间内的联络方式，也需通报帽子大状，因为就在昨天，就有另一宗死灰复燃的诉讼需要跟进。这单新官司又和另外一件刑事案有关连。老爷子那方在廿多宗诉讼案下幕后似乎犹有余勇，也有仿佛用之不尽的银弹，以致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虽然自己悲痛得几乎钝化，但生命还是要继续，饭碗还是得保持不破，所以在接下来自己缺席的这几天内，工作还需作出妥善的安排。

去年3月，听到老爷子的宝贝千金咯咯和另一名被告东尼邱被控以欺骗罪时，我并没有特别觉得心凉，而是深感天道的可畏。本来以为已经化解了结的两年多旧案，突然在严重的罪名下正式提控两名被告，让我在惊诧之余也忍不住写电邮告诉香港师父：“经过这次，就不能说我们的AG没有做他应做的事啰！”

但在2016年农历新年过后，一直到吉米发病，我都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机会将这个可能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他。他也是老爷子的F公司前员工，在2011年12月至隔年的2月，曾经身受咯咯迫害至差点被逼跳下槟城大桥自杀。

如果不是因为我，而我又和他毫无关系的话，他可能不必经历那样的折磨吧？

在2005年的农历新年过后，老爷子刚巡察了北赖的F公司回来，有日突对我说：“那边人手不足，我想聘请多一名工厂助理主管，你来自槟城，可有认识适合的人选？”

我想到吉米对他当时工作的公司有些不满，全因工作几年从没获得花红或加薪，让他愧对家人，便冒着内举不避亲的风险，对老爷子说：“或许你可试试我的外甥，他有多年的工厂工作经验，会管理货仓又能送货，只是教育程度只到中三，书写能力不是很强，不过人品倒是诚实可靠的。”

老爷子一听便很高兴，说我们是亲戚并没关系，叫我立即通知吉米来信应征。面试后，他也顺利受公司录取，从此与我成了远距离同事。本来还以为可以无灾无难地做到退休。

但在2011年10月27日那早，老爷子来到公司不到3分钟，还没踏入他自己的房间，见我也刚好站在走廊上，便对我说他不舒服要回家休息，那天也是我在办事处里最后一次见到他。

同事都还以为老爷子只是在家休养，过一些时候就会回来上班。岂知过了两星期，咯咯便以其父之名发出通告，说她已受委为总经理，公司所有大小事务、员工皆需向她报告，否则将面对内部处罚。

同事蜜斯白和我皆已熟知咯咯在老爷子房里装置窃听器的恶行，而通过窃听记录，她也知道我们已知悉有关她的太多不光彩秘密，况且销售、人事和采购部已经有几名经理和执行人员遭了她的毒手而被逼辞职，如果我们继续留下也会是同样下场，于是10天过后蜜斯白与我也分隔一天先后呈辞。

蜜斯白是向人事部递辞职信，事先也没向我说。我想到人人都是被迫自炒鱿鱼，为免显得对立，在交信给咯咯那刻，我还言笑晏晏地说：“既然你说你爸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上班，那么我就可以趁机退休，做些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去。”

脸长如刀削面、年已60的太子女，她也和颜悦色地回应我：“真好！那你想做什么呢？”可能她有一点担心我会出去反扑？

“到处去看戏呀！或者还有出书呀！”我简单地笑着答。

但我一离开，吉米便立即遭殃。咯咯和她的弟弟RM不知从何处找来一名据说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的嘛嘛，那人名默哈末阿敏，每隔三两天便上去北赖的F公司找碴，对象总是单单针对吉米一人。

我姐忧心忡忡地打电话来向我诉苦：“怎么办啊？吉米天天放工回家都垂头丧气，说在公司被那个叫作什么的嘛嘛，痛骂得无地自容，连每天的晚饭都吃不下。”

“你不做罢了，为什么会牵连到他？”

在那种情况下，我竟然还有心情说起戏文来：“你有看过大戏呀，不是常有‘株连九族’的大罪吗？他们见我已不再是个妨碍，正可借此机会铲除异己。”

姐姐听了不服气，继续说道：“吉米只是个咖哩啡，妨碍到他们什么？”

“他们全家人都心狠手辣，我已见过太多例子。当今之计，是劝吉米千万不要辞职，让他们裁退，再去告他们公司，可得高达24个月薪水和恩俸金的赔偿。”

可是吉米已经熬不住，他在电话上告诉我：“阿姨，如果我再不走，可能会逼得去跳大桥。那天我差点就这样做了。”

我连忙劝他千万不可这么傻。如果决定要辞职，我可代拟辞职信，接下来就以间接解雇 （Constructive Dismissal）为由要求赔偿。他果然交上自拟的辞职信，但他没听从我的劝告，只是简单的辞职，仅有两行字。自那天起他就一直郁郁寡欢，可能致命的肝病便因此事而起。

（1，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