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理群的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不断地自我反思。这种频密地反思，大概与其曾经历过文革、并一度是文革积极参与者有关。钱理群值得让人肯定的，正在于此，他不回避也不否认过去，反之透过自我揭露与反思来进行忏悔，更为重要的是，借此梳理其与毛泽东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如其他中国知识分子，钱理群曾深深地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是世界的救星，能够协助受苦难的人们走出困境，走向希望，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带来巨大的灾难，结果人间建设为天堂不成，反到变成了炼狱。为何会发生这些事情？作为知识分子，这是钱理群数十年来不断叩问、探究与反思的核心问题。

在钱理群的反思路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无疑是其中一个核心议题。由此延伸出来的，则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识分子与民众之关系，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集中在钱理群于2002年在北大上的最后一门课，而这门课的讲稿记录后来出版为《我的回顾与反思》。

知识分子被贬低

以下就《我的回顾与反思》一书，特别就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第五讲），梳理如下：

中国自上世纪踏上现代化之路以来，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就不断处于变动之中。例如，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相信启蒙主义，希望透过对民众的引导和启蒙，来改善中国人的恶劣的国民性。

然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30年代由于整个政治思潮的左倾，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出现了微妙的颠倒。例如，“文艺的大众化”成为文艺工作者激烈辩论的课题。起初人们还相当肯定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仍遵循五四的启蒙主义的套路。但后来整个讨论却转向了，民众的地位被提高起来，反过来知识分子则被贬低。

到了40年代，这个情况由于战争之故，知识分子的作用更显局限，因为在国家大难面前，知识分子能文不能武，一无是处，结果五四启蒙主义宣告破产，知识分子的地位进一步地被贬斥。毛泽东于此时提出一个命题，认为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民众结合，就会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工农化

紧接着，毛泽东再一步地把此命题往前推论，得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结论。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民众学习，而且这种学习是单一面向的。

由上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早期启蒙主义时的高高在上，到后来却变成被改造的对象。钱理群对此问题做了深层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人民崇拜”，最终由于共产党的操弄，很自然而然地被推论成“党的崇拜”，最后变成“领袖崇拜”。且节录一段原文如下：

“问题在于，‘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最终就落实到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革命队伍’……（中略）而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所领导的，‘人民至上’最后就必然落实为‘党至上’、‘领袖至上’，‘人民崇拜’也最后落实为‘党崇拜’和‘人民崇拜’，‘人民本位主义’的理想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人民代言人本位’。”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无论如何，这种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掉位，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又有了新转变。70、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从9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离地，变成贵族，与民众关系渐疏离，而耽溺于自己的小小世界中。此时，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民众当作“暴徒”看待，不信任民众。这么一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上述的爬梳与反思，钱理群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不过是从一个极端（五四启蒙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崇拜）到另一个极端（民众崇拜，最终演化成领袖崇拜、独裁极权）；而到90年代，出现另一个可悲的格局：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分离。

钱理群这段反思所得出的答案是：“我发现，中国的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知识分子引导民众，却忽略了民众自身的主体性问题。”

一个真诚的朋友

民众的主体性所指为何？用书中一段话来说，就是：

“鲁迅提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底层人民，特别是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应该反映他们的疾苦，并且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仅此而已，你不能代替他们。你既不能居高临下的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你也不能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你只是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朋友，你的责任是说明他们认识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要解决问题还得靠他自己。”

钱理群这番反思，对我相当受用。近年来与朋友举办各种小型读书会和读文会，在活动形式方面开始努力做一些调整，倾向于实现水平式的、彼此平等的讨论会，而不是上下结构分明的导读与听众关系的讨论会，其背后的考量就是，我们并不想要去“启蒙”别人，而仅仅是提供方便，让大家聚集一块，让大家自我“启蒙”。“启蒙主义”的真谛，大概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