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人医院当社工。对当时刚刚离开教职的我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记得接到工作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刚好在云顶高原度假。那时候连医院社工该做些什么都不清楚。也没做什么准备，收拾了一袋衣服，住宿的地方也没找，买了午夜12点的长途巴士车票，就往人生的新旅程出发。

来到医院报到的时候，每个人对我很好奇，我对每个同事也很好奇。这是第一次跟不同国籍的同事一起工作。我的上司都是美国人。护士们多数是菲律宾人，只有少数的本地人。我的直属上司是美国籍的波兰人，是医院的护士执行长。她是医院里唯一把英语讲得最容易让我听得懂的美国人。可能是需要接触本地病人，她说的英语，是比较缓慢易懂的。医院的院长虽然是美国籍，但却是源自台湾。所以英语也是说得不太快，还容易听得懂。医院的运作经理，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腔非常重，而且讲话的速度非常快。通常跟他谈话，我只听得懂一半的谈话内容。集团的老总，也是道地的美国人，说英语的速度不但快，而且美国腔特重。我通常是每个月和他开会一次。开完会，他总是喜欢来跟我谈话。老实说，我一般只听得懂20%左右，但每次都让我混了过去。

病人如家人

医院的病人多是专业人士，或是来自国外。记得有一位男病患，年龄大约70岁。他年轻时是位工程师。每次来做化疗，都是他太太陪他过来。这一对夫妇，为人非常和善。有一次，在做化疗过程中，这位病患要上厕所，护士就帮助他把点滴一起推进厕所。过了一会，护士们突然都十分紧张，原来是点滴的针脱落，男病人手掌背部都被化疗药物灼伤了。负责的护士吓得脸色苍白。反而是男病人在安慰她，叫她放心，他不会投诉。

有位住院的女病人，是位律师，脾气十分暴躁。记得我第一次到病房见她，她一口就拒绝跟我谈话，还说如果有需要，她会叫我。女病人当时还很年轻，癌症第四期，时日无多。在入院的一个星期后她在凌晨去世了。我刚好在她去世的凌晨回到医院，走入她入住过的病房，还能感觉到那股不愿离去的怨气。

在当医院社工的第一个月，我一直都处于忧伤和忧郁的状态中。每天会和病人及他们的家人见面谈话，有些病人不久后就去世，感觉像是家人离世一般。有些病人康复回家，我也开心得像是他们的家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