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姓名与称距:地位

在华人社会里,除了传统的亲属称谓外,会影响人际关系和认同的,有姓名添加品;而添加品多源自商界、职场和杏坛。有群居的地方,就有望高处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是吗?领袖也、老师也。因文化差异,每个社会所采用的添加品也不尽相同。当老师和领袖都冠上姓名添加品时,就有李部长、李工程师、李律师、李会计师、李医生、李经理、李教授、李院长、李主任、李董、李科长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称谓的好处是,姓李的多如牛毛,把职称和姓名连在一起,一目了然,省时省事。

可是,它亦有令人生厌的一面:称呼和称谓的相距过于荒腔走板。我是公爵,你叫我“喂”,或更有礼貌的“先生”,那就是一种不对板、不对称的情况。反过来,我不是公爵,却偏偏要你称我是,那也是货不对板。这是一种称呼差距,它涉及个人的身分与地位。因称距走样而被疏远,或甚至丢职,或挂冠而去的,时有所闻。



出生时所被赐给的名字,仅是一个代码、符号,没人会认为你会实践名字所标示的寄望,如保国、发财等,而给予敬畏。取名“长胜”的在军队里偶尔或会更快被擢升。

人望高处是一种要命的社会欲望。当在职人士感到它的压力日益加深,而清汤挂面的姓名不足给以抒解时,便期望在原名添加点缀品,好彰显地位,以达至鹤立鸡群的效应。但一般人会给你添加的也仅是“先生”、“女士”而已。此类称呼,实不足以使人对你另眼相看。哪就必须寻找更有效的点缀品了。

有些点缀好看不好吃

点缀品五花八门,穷以应付。有好些虽然比较耀眼,却是好看不好吃,如终身教授、医生、将军、爵士、丹斯里、敦等。我们只谈不好吃的;好吃的自己去找。

那年从清华大学退休下来,在南大的一个附属机构里担任访问研究员。时有孟尝君以电邮问我,请柬到底要称我教授还是博士。原来该大学自有一个员工识别制度: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先生等。这些级别都框在电子邮箱用户上,不能更改,亦无法加盖。在清大的职位是教授兼所长,但担任研究员时我不授课,故不适合称我为教授。教授是一种职业,既已不在其位,就不谋其事,也就不享其誉。不过,被封为“终身教授”的则另当别论,那是杏坛的最高荣誉。不好吃是它寥如晨星,屈指可数。



医生的头衔也一样,行医几乎是个终生职业,且那学位是修读来的,该可伴随终生。其数量虽如过江之鲫,却不好吃,因受专业团体的严厉管制。

受到最严厉管制的,莫如亲情都不能沾的军事头衔。记得读到过蒋介石五星上将第二公子蒋纬国中将的苦涩笑话。有次有朋友问他,他在军队那么久了,没功劳也应有苦劳,总得升一升吧?他好像苦笑一下说:“我比较喜欢喝‘中将汤’,是很提神的饮料,也喝多了。不过,台湾怎不研制出更高级的提神汤?应更好喝。”军队里的准将到上将有多少位,三军总长应了如指掌。军法如山,千万不要染指。

诸如此类,都不适宜做姓名点缀品,因后患会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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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痕

我有好几道疤痕,大都是因为儿时顽皮所造成。那时的许多伤口都已愈合,不留疤的终究是少数,我身上最显而易见的疤痕是额头那道疤痕,十多年仍在。

其他疤痕的由来已记不得了,唯独这道疤痕印象最深刻。有一次,与邻居在庙口玩耍,玩着玩着,不知道为什么去撞到庙口天公炉上的神兽塑像,把头撞了个大洞,正当我血流满面时,邻居赶紧到我家找大人来,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依稀记得父亲用手帕将我的头按住止血,拦了一台计程车就往医院赶去,接下来我只记得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医院的灯光,不知过了多久,我的额头就包扎好了。



我一直觉得我是那时候变笨的,因为小学四年级前我几乎科科都拿满分,是班上的好学生,自从那次受伤之后,成绩每况愈下,还考出了不及格的分数。长大后才发现,是五年级后的科目开始变难,跟我额头上的伤一点关系也没有。

长时间不能洗头

只是那时候受伤真的很辛苦,因为额头不能碰到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洗头,几天来头奇痒无比,只能忍耐,复诊一次又一次,等到绷带取下为止。

等到完全好了之后,额头上的疤痕相当明显,铁定是要跟我一辈子了。

起初很不习惯与疤痕共处,在学校遮遮掩掩,以为那样就不会被发现,但照镜子仍是抹灭不了它存在的事实,慢慢长大后,渐渐习惯它的存在,也觉得那是个童年的纪念,但它却渐渐变的不明显,但每当我用手摸额头,还是感觉的到那道疤痕的存在,当年撞那一下,余悸犹存,我才知道那不只是记念,还是个梦靥。



我才知道,尽管外观的那道疤痕已经愈合,但我心里那道疤痕仍未痊愈,我便做了一件事,加速它的痊愈。

我到了当年受伤的庙口天公炉前,鼓起勇气摸当年撞到的地方,那是种微妙的感觉,可能我心里那道疤痕抹了特效药,正在慢慢的痊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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