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持庆君在9/7/2016〈商余〉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简体诗词的构想〉一文。他在文内说：“应提倡一种易创作，又能摆脱传统格律束缚的创作新形式来写诗词，从而确保具有中华传统韵味的诗词薪传不衰”。为了实践，他和友人高一涵教授等人出版了《简体诗词一百首》与《古风新韵凝诗香》二书，大力推展“简体诗词”。

中国诗歌的诞生，由来已久。由孔子删诗编成《诗经》开始，中华诗词的体式都在不断地创新演变，从未停歇过。基本上，中华诗歌有诗、词和曲三大类。不过，它们只是体式上有差别而已。在古代，诗词曲都可合乐歌唱。后来因曲调失传，诗词曲的创作变成只供诵读的篇章。

诗体创新求变

从中国诗歌的演进史上观察，不难发现中国诗歌的体式一直都在创新求变。由《诗经》开始，基本上是以四言为主。到了战国时期，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不再局限于四言，改以六言为主体，兼亦採用其他的言体，促进日后到南北朝时代，发展出五言、七言的体式。

到了唐代，基本上五言和七言的体式已定型，更演进到创作出格律严谨的近体诗体式。至有宋一代，文人更逐渐发展出具有长短句体式的词，并创立了“词谱”，文人依谱填词，交由歌姬演唱。到元代，文人又另创新体式，名之曰“曲”。基本上，清代诗歌词曲的体式，仍沿用前代的体式。

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并于1919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弃旧创新的文体，产生了“白话诗”，以后又称之为“新诗”。纵观中华诗词一路来的演进史，由古迄今，诗的体式一直都在创新求变中。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范畴的向前发展，任何形式文体的僵化，都不利文学艺术和人类文化的向前推进。因此，中华诗词在现代也在创新求变，以迎合现实时代生活和文化艺术的新局面、新思维。

要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

根据由夏传才编著的《诗词入门》（修订版）指出：“整个中国诗史也证明，任何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并不绝对排斥旧的诗体。四言诗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诗体，历代仍有人运用这种艺术形式；律诗是唐代盛行的诗体，而诗人并不只写律诗，唐代大诗人大多兼擅各体。苏东坡的词和诗都写得好，他的诗也不只写律、绝，也写古风。清代是中国诗歌的又一个繁荣期，各种传统诗体和词 · 都有优秀的作品”。

邵天骏在2016年3月号的上海《新声诗刊》上说：“一味地不屑于某种诗歌理念和形式，只认为自己的一方才是诗歌创作的正统和继承者，并不利于诗歌的百花齐放与健康成长。新声诗社……，它既与古今诗歌创作相互交融，也与时代风貌和现代要求紧密结合，进而追求一个至善至美的高度，逐步走出一条引起诗界关注的创作之路”。上海新声诗社是中国目前推展诗歌创作新体式的最有力的文化团体，其影响层面颇广。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以来，经过将近百年的时间，提倡新文学新文体的人及后续者，错误地认为一切古典诗词艺术形式，已经完全不适合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採取了坚决排斥的态度，甚至倾向于西化。这种态度，无助于文学艺术新体式的发展，导致白话诗近年来令人感到有停滞不前的趋向。有识之士，反而认为创设新的诗体形式，并不应该完全抛弃传统，应该新旧并行，古新结合，各自循着自己的路线发展。中国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新声诗社不是一般的诗歌创作团体，他从成立之初，就有准备地研究诗歌理论和形式如何创新，并自觉地付诸于创作实践……。新声体诗，依我的理解，这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与现代诗形式的结合的尝试”。

中国文坛为领头羊

总而言之，中华大地是中华诗词的发源地，也是它成长的摇篮，因此任何诗体创新的推动，都必须由中国的诗坛和文坛为领头羊。身为海外的炎黄子孙，只有热烈的响应和大力的支持，协同中国诗坛与文坛对中国诗新体式的推展工作，贡献出一份绵力，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愿我全体海外的华人， 都能共同为中华诗词新体式的创设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