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写小说为了投某些学者批评家所好，

所以写出虚假的东西，创造虚假的语言。

但现在在心态上我是随心所欲，

我根本就不甩理论大师、大批评家怎么说。

出走与游荡

说到离散的问题，这是我的悲剧，我一生摆脱不了的宿命。为什么我要离散呢？为什么我要做个浪子呢？为什么我要四处寻找我的家园呢？我在小说里头具有浓浓的漂泊、离散的色彩。这是不得已的一件事。我说过好几次了，有时候不是小说家选择题材，而是题材选择小说家。我命中注定要写这样的东西，它找上我了。因为我的一生就是漂泊流浪，就是离散。不管我怎么写，不管我写什么故事，写虚拟的中国、写寓言的台北，结果人物都还在那里漂泊流浪。

事实上说漂泊不如说是一种游荡，我30岁以后就定居在台北了。做为小说家我是Made In Taiwan，我是台湾训练出来的小说家，台湾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把台湾当作我最爱的养母。我的生母是婆罗洲，我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母亲，我的嫡母，是中国唐山。那是我父亲给我的，我不能不接受。我常说我有3个母亲，不过现在不谈这个，回到离散的问题。

我这一辈子内心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母亲嘛！内心没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就形诸于外，形体就不断流动。我30岁以后就定居在台湾了，台湾是个很小的地方，你流浪也不过是在那么小的一个岛上，几个乡间跑来跑去。严格说起来那不是流浪，那不是漂泊，那是一种游荡。我觉得要给它一个说法，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台湾字，叫¤迌。¤迌指的并不是流浪、离散，是一种游荡。他就是一种浪子，流动走动。这反映出他内心的一种虚无，一种追求。所以台湾的歌谣里头多的是那种歌曲，很有流浪味的呼唤母亲。我的作品从〈拉子妇〉、《婆罗洲之子》开始，也已经在呼唤母亲、寻找母亲。

我后来就找到母亲，还一找就找到3位母亲。这3个母亲常在我的心里头吵架，逼得我坐立不安，结果只好不断的游荡。到了最后我不想再游荡了，我要安定下来了。我有3个母亲，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几个人有这种福气，对不对？我讲我的婆罗洲母亲跟台湾母亲，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在我最后一部小说《朱鸰书》里头，我把台北一个叫朱鸰的12岁小女生，把她派到婆罗洲，让她在婆罗洲里头流浪一年，回来讲她的故事。她作为一个桥梁来连接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生我的婆罗洲，一个是养我的台湾。在这两位之间建立一条所谓的桥梁。现在我心里头的至少两位母亲，台湾和婆罗洲，她们已经达成和谐了，不要吵架了。那我心里头的台湾母亲和唐山母亲是不是还要吵架呢？如果她们还要吵架的话，请你们吵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也没有办法。至少让我这个游荡的灵魂能够稍稍地静下来。让我能够稍稍平安地度过——我不舍得用这两个字——晚年。

事实上去年（编按：指2015年）8月，我在时隔31年后第一次回到婆罗洲。回到砂拉越古晋，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上一次走的31年前，那时我刚结婚，把新婚妻子带到婆罗洲去拜见公婆，后来没几年就离婚了。确实，今天的婆罗洲跟我当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婆罗洲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我的家人基本上都能安居乐业，可以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我就放心了。反正政治的事情，我们身为文人也是无可奈何的。我最后碰到这样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整个心路历程非常复杂。当初我为什么出走？背后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今天能说吗？我想说，我又不忍说，因为我对婆罗洲的感情实在太深了。反正可以这么说，去年8月回到婆罗洲以后，我心里的结就打开了。我的小缪斯朱鸰达成了她的任务，让我在这两个国间达成了和解。这点我确定从此以后，这两位母亲不会再发生口角了。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能这样说了。

创作心路

关于马来西亚和我之间纠葛的问题，我已经可以回答得出来了。我刚刚心情非常激动，我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定是手都发抖的。我的助理提醒我说：“老师你在台上不要太激动，你一激动手就会发抖了。”我现在度过这个激动的阶段了，可以用比较平常的心情来回答刚刚很有趣的问题，关于见山又是山。

毕竟我年纪那么大了，再不见山的话不好意思啊。我写了那么多年小说，技巧的部分几乎可以说熟极如流的地步了，所以现在写小说几乎不考虑技巧的问题。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层次是技术的问题，所以写小说现在不考虑到这个层面，完全不考虑到文学理论。毕竟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早年写小说每写一篇，每一句话都要考虑到这在文学理论要怎么处理。这非常辛苦。台湾有一位撞球选手叫陈纯甄，是我最欣赏的台湾撞球选手。她打撞球非常好看，整个动作就像行云流水一样，一点技巧的痕迹都没有，大家都爱看她，我也是她的铁粉。有记者问她：“纯甄你打球怎么那么漂亮？打得那么好？”她说：“老师教我的那套技巧，我一上场就把它忘掉。不想技巧，我靠我的直觉来打球，来处理每一个球，所以整个动作非常流畅，得心应手。”

纯甄回答记者的这番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从此我写小说就尽量忘掉技巧这回事，可是你学到的东西要忘掉真的很难。可是我最后也许因为年纪到了，就忘掉了技巧，在技术这个层面上至少我已经做到现在这个阶段。

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是心态的问题，我现在写小说完全是投我自己之所好。我刚刚已经向各位忏悔过，我早年写小说为了投某些学者批评家所好，所以写出虚假的东西，创造虚假的语言。但现在在心态上我是随心所欲，我根本就不甩理论大师、大批评家怎么说。我爱怎么写，这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们不要管。我现在在心态上已经得到这样的自由了，这是我辛苦换来的。

我早期的小说，多半都有一些自传的色彩。在我家族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个大坏蛋骗了原住民妇女，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又娶了个中国女子；把原住民女孩带回长屋，那个女孩已经有了身孕。那个大坏蛋就是我的一个叔叔，我叔叔造的孽。我写这个故事，我要为我的叔叔忏悔。这是一篇小说，所以当然虚构的成分就很重了，虚构的成分必须很小心的处理，免得我的家人看了这篇小说过来问我，那我就惨了是不是？所以我很怕我早期的小说传入我家里，我从来不敢告诉我家人我在写小说，尤其早期的作品在写婆罗洲故事，我真的不敢让家人看到。我想每一位作家开始写小说都会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当年自传的素材都会深入我自己的经验。希望当年我的爸爸妈妈，或是叔叔没有看见。

对于未来的写作，我现在关心的是，心脏开过刀的70岁老人究竟能多写几年呢？所以我在跟时间赛跑，我在写一部武侠小说。写武侠小说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人家说有个台湾导演也有这个梦想，就拍了一部武侠电影《卧虎藏龙》。我从小有个梦想写一部武侠小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梦想没能实现。现在反正我该写的东西已经写了，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连我身后的问题我都已经安心了。我现在既是台湾作家也是马华作家，也是世界华语作家。我可以随心所欲，写作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

（下）

（此文为李永平2016年11月26日在马大中文系主办的演讲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