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我的父亲母亲

回想以往的一切,
竟然没有怅惘,也不觉遗憾。只有更明白了,
母亲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那天与朋友茶聚,谈到承欢膝下,有人不禁感慨:父母亲都不在了,我真的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啊!听着感受甚深,是一种无奈的伤感。



想起我的父母亲,他们离世很久了,留下的却是无尽的回忆。人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我却觉得时间过去越久,记忆反而越来越清晰,清晰得仿如昨日。也许是如今已知人间味,记忆似灯,传下来的何止是温暖,那是人生的阴晴圆缺啊。

父亲关注女儿文章

一直以来,父亲对我的舞文弄墨还是蛮捧场的,经常架起老花眼镜细读。因此也限制了我的文思,不敢太放恣。

18岁那年,开始学人写文章,在《学生周报》发表了一篇强说愁的东西。父亲说:“文章里有这样的想法,不好。”语气淡淡的却教我当场脸红耳赤,仿佛是奸情让人当众逮住了,羞愧到无地自容。

父亲对我的嗜书成狂颇有微词。故此深夜看书都得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父亲偶尔经过房门会把灯按亮,说:“把灯开了吧,眼睛会坏的。”对此非常感动,觉得父亲是爱我的。虽然从不去为我拜“文昌公”,不对我的文才寄以厚望,只看重儿子,把光家族门楣的重任寄托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却也不对我的舞文弄墨加以阻挠。不时还会提出意见,诸如:“这篇文章的主题,我认为不是很正确。”“不要乱套形容词,还有,成语怎能倒转来用?明明是手舞足蹈,怎么可以写成足蹈手舞?这是乱乱来!”



由此可见,父亲对我还是看重的,不能让我任意“乱乱来”;挑剔不是找茬而是为我好,做事要有条有理,尤其是写文章,更要以文载道。

父亲没能看到我今天的文章,否则一定很有意见。因为没了他那双监视的眼睛,我很容易就任意胡为,放恣了。

●母亲

别以为干坏事没人看见,就神不知鬼不觉。不是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神明,所以,不论你做了什么,神都在你的头顶上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母亲常说的话。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换句话说,是主与你同在。

遗憾的是,她的儿女都是心“神”不定的,都无法做到像她那样——深信不疑。

信仰这回事,要嘛,就信到十足,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而人之所以不快乐,也是因不信任,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猜疑,对许多事物放不下。

所以,我母亲是幸福的。得以天长地久与主同在。

举头三尺有神明

有空时,我喜欢到母亲的墓上去看看,觉得那里真是个平静安稳的地方。回想以往的一切,竟然没有怅惘,也不觉遗憾。只有更明白了,她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举头三尺有神明,当然,这并不是源于她,但经她转述,于我,道理就更清楚了。

其实母亲的神并没有主宰到我们什么。神施恩于人,人却又忘恩负义。所以就有了洪水和诺亚方舟。人类的历史到了今天,主宰人心还会是举头三尺的神明吗?反之,马克思的唯物论则更加没有市场。

但是,我母亲是幸福的。因为她信——回忆起母亲,就会联想到“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而我,则是“春风谁主宰,客梦自清安。”让记忆的留存时间一直得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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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梭磨河畔的散步/李忆莙

马尔康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衰亡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却让外来者感到最容易亲近。不论在哪,不论场合,也不需怎么搭讪,你随便跟个旁人说话,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马尔康人就是这样。他们的亲和在于愿意接触,喜欢与人交往。换句话说,马尔康人的心襟是敞开的,虽然在环境上,地处雪域高原,离内地也很远,但并没养成闭关自守的性格。

在这雪域高原上,我的视野、心思,经常停驻在文化与历史两个层面上,并尝试思索嘉绒藏族在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最终顺应潮流,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梭磨河畔,不论是散步的老人,卖核桃的大妈,都是最佳的聊天对象。聊起马尔康,他们可来劲了;这这那那,为人所知的,或不为人所知的,你有问没问的,他们都愿意告诉你。尤其是老人,经历过岁月苍桑,见多识广。你问他马尔康的历史,他立即为你细说从头,说以前的马尔康只是一个宽平的河谷,除了一座庙和一个土司官司寨,只有少数的十来二十间房子,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河谷和山边的草坪上,那时马尔康的人大多数是商贩和马帮,除了贩卖茶叶,药材,油盐和日常用品以外,还有贩卖枪支、子弹、和鸦片烟的。

剥削年代土匪横行

 

察觉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人却笑了:“那年代土匪猖獗,械斗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枪杆和子弹,怎么保障生命和财产?至于鸦片,那就更平常了,贩卖鸦片从中可牟取暴利;高居不下的烟价,为土司的“国库”带来丰厚的钱财。百姓种植鸦片,得给土司缴税纳款。曾经发生过百姓揭竿而起反暴政,烟税过重等同于暴政。”

我说,那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远在西南大峡谷中的藏地,世道不太平,也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吧。

老人听了大笑,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土司掌握所有资源,百姓耕种得交粮的剥削年代。

“那时的马尔康荒凉而封闭,住房屈指可数,就别说有可供住宿的客栈了,商贩们都在河滩搭建起临时帐篷。其实不单是外来商贩,有许多本地人也是长年以帐篷为家的。总之,那时的马尔康,不但贫穷,还封建得很。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耕地的农奴。他们向土司借一小块耕地,就得给土司当差服劳役。这样的制度已经沿袭了好几百年。”

脸带笑容眼含忧郁

老人的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一层薄薄的忧郁。“为人一世,所为何事?难道就仅仅是图一口粮,赖以活命?不是的,再歹活,也得要一点点的自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老人的叙述,不仅有对时间深度的感叹,更渗透了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苦涩。而历史,没人可以对它一言道尽;它可以是整合的,也可以是顺应的,甚至是传承的。

而大妈所说的则是民生问题,是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境界,是支撑平凡小民生活的不平凡积淀。

这就是我在梭磨河畔的散步所得—— 在马尔康,你总会遇到爱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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