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在杜邦梳理出证据连环套、推断案发过程之后就已呼之欲出，不过小说并没有在这里收笔，而是插入一则“编案”。

〈殁骼街谋杀案〉（Rue Morgue，译成“太平街谋杀案”或更传神）破解后，C. 欧古司特·杜邦名噪一时。但是除了小说叙说者，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破案。约一年后，叙说者在一篇题为〈殁骼街谋杀案〉的文章中解谜（艾德嘉·爱伦·坡这篇小说发表于1841年），世人方知杜邦凭借的是高超的“分析力”（用“推理力”[ratiocination] 可能更贴切），而不是“直觉力”。

分析派侦探小说定调

在推理小说的洪荒世纪，艾德嘉·坡就这样给“分析派侦探小说”（analytic detective fiction）定调（我比较不爱东洋味浓的“本格派”一词）。

殁骼街杀人事件案发两年后。这位“杜邦友人”讲了另一个“谁干的”（whodunit）故事。那就是〈玛丽·侯杰奇案记〉。

18XX年6月22日，星期天早上（那几年的“6月22日”其实皆非星期日），26岁的前“香水柜姐”玛丽·侯杰离家，从此不见踪影。第四天，尸体在塞纳河浮现，死者背后伤痕累累，颈部遭花边带子紧勒，显然遭施暴致死。案发多日，警方仍然一筹莫展。终于在7月里的一天，警察局长登门造访，向杜邦求援。小说如是描述这位巴黎神探：“杜邦老神在在地坐在他那张安乐椅，摆出一付全神贯注的模样。他戴着墨镜……。”

第二天，叙说者开始调阅笔录证辞与报刊的报道，然后整理出一份资料给杜邦参考。当然， 《星报》、《商报》、《太阳周报》、《箴言报》都是法文报刊，我们所读到的，是叙说者的“译文”。杜邦读后认为报道多哗众取宠，并逐一分析这些文本的重重问题。结论是“此案远比殁骼街案复杂难破”，因为“这不过是一桩寻常刑事案”，而人们多视凶手作案手法与动机为理所当然。

杜邦自己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埋首报纸堆中，反覆细读《星报》等4报之外，还加上 《晚报》、《信使报》、《早报》、《勤勉报》，试图找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外围证据”，以确定调查对象。他说道：“如果照我所说的，读光所有的报纸杂志之后，还找不出什么蛛丝马迹，还毫无查案头绪，那才是怪事。”

开“安乐椅侦探”先河

杜邦在安乐椅上看报纸找线索，推理出“谁干的”，可谓开了“不出门，知天下”的“安乐椅侦探”先河。

凶手在杜邦梳理出证据连环套、推断案发过程之后就已呼之欲出，不过小说并没有在这里收笔，而是插入一则“编案”：“鉴于……之故，此处省去原稿里头警方依循杜邦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线索破案的若干细节。……下文为坡先生宏文收尾部分。——编者”。小说的“收尾部分”即“坡先生宏文收尾部分”，似乎意味着〈殁骼街谋杀案〉的叙说者“我”，即这位“坡先生”。

这则艾德嘉·坡假借“编者”名义写的“编案”，可视为小说 “文本内的周边文本（paratext）”。如同〈殁骼街谋杀案〉，〈玛丽·侯杰奇案记〉也是一篇具多重文本多重作者的推理小说（“坡先生”一人就兼有杜邦友人、译者、叙说者等身分）。

至于“坡先生”是否即〈玛丽·侯杰奇案记〉作者艾德嘉·爱伦·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