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杨绛的“忧伤纪念碑”

张锦忠

“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现在我们3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们3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我一人。”



《我们仨》悼“我们散”

写《我们仨》时的杨绛,已是92岁高龄, 书题的“我们仨”一词所指,已非“我们三个”,而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过去是一种“不在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仨》其实写的是“我们散”——我们3人失散了,没有“我们仨”了,幸存者杨绛只能以书写“哀悼”“我们仨”,追忆“我们仨”的往日时光,重温(巴特论摄影所说的)“此曾在”的“我们仨”岁月。书写作为一种存有的延续。此书分3部,第一、二部写梦——暮光之梦与万里长梦,第三部则是1人回忆3人“如何一同生活”的状态。《我们仨》实为一座杨绛的“忧伤纪念碑”,她的“我们仨的记忆”。 

罗兰·巴特的母亲于1977年10月25日病逝;次日,巴特开始在《哀悼日记》记下他的丧母忧伤。他在1978年3月23号的日记写道:“开始写有关摄影的书,也就是将我的痛苦融入写作”,作为忧伤纪念碑。那本“有关摄影的书”即那年6月9号提到的《妈妈——摄影》,也就是1980年出版的《明室》 。 

杨绛在“暮年忧伤中写成的《我们仨》”当然是哀悼之书。不过,她自承 《我们仨》是在“忧伤中写成”, 这岂不表示以翻译《斐多》作为替代书写是“失败的逃避”?她写〈忆孩时〉中的“太先生”时, 距写《我们仨》已近10年,文中所记者,其实并非会客记,而是亲人之缺席(“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这篇短文末句为:“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句中所叙依序为书写、验证(见证)、记忆,显然退回到写作与记忆的可能与必要。对“记错”的焦虑,其实是对忘记的焦虑——忘记此曾在的事件,就会记错;记忆难免不静意地添加,或刻意遗忘某些事件或细节。

书写是对遗忘的对抗



这令人想起她1985年年底在〈写《围娍》的钱钟书〉文末所说的:“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娍》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在万里长梦之后,走到人生边上杨绛,从翻译走回写作,写完了《我们仨》,她在书末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著重处为笔者所加)。此后的写作,尽是人生边上的杂忆与杂写,一直到2016年5月,她才找到她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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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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