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问题是刑法领域最沉重及敏感的问题，从有死刑以来的几千年，“以命抵命”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直到17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正式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才陆续出现否定死刑的评价，近200多年人们更对死刑的利弊全面评析，越来越多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然而，只要人类世界还有犯罪和杀戮，死刑存废的争议就不会停止。今年10月10日，是第15届世界反对死刑日，在一贯的反对死刑及废除死刑声浪里，中国检察官熊红文评析死刑存废的著作《死刑犯》让人们更具省思——死刑存废，以谁之名？

世界没有公平，法律也没有全然的正义，人类的世界一直是互相杀戮，以各种名目——没有必要否定，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杀与不杀之间，被害与加害之间，从来没有找到平衡。人类是情绪的生物，始终在杀戮与宽恕之间拉锯，能不能实现“21世纪没有死刑的一席之地”愿景，恐怕问神也没有答案。 

死刑存废的争议，早在17世纪已开始成为公共议题，被喻为“人类史上第一位正式质疑死刑合法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在《论罪犯与刑罚中》中指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开宗明义说道：“在有关人命的大案中，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另一同样探讨死刑问题的《为什么要废除死刑？》法国律师、政治家兼作家罗贝尔巴丹德（Robert Badinter）认为：“在执行死刑的规矩里铭刻着‘以命抵命’的赎罪祭献，为的是平息上帝的怒火。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不可克服的痛苦情绪的折射。”

《侩子手世家》作者，法国文学博士伯纳勒歇尔博尼埃（Bernard Lecherbonnier）则提出反思：“死刑对死刑犯的打击，难道只是伤害他一个人吗？是否考虑不使他的父亲、母亲、孩子流血？没有，杀死他就是对他们全家处以极刑。在这里，我们又处罚了无辜的人。”

即使是最受到批判的中国，提倡儒学的古代教育经典《论语·子张第十九》里就有“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说，意即法官若审出罪犯实情，应怀哀怜之心，切莫自鸣得意。

废死议题探讨越来越广泛

近年，台湾张娟芬《杀戮的艰难》是热议的废死代表著作，亚洲及至东南亚地区，有关废除死刑的议题探讨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激烈，但却因为恐怖主义和犯罪变态化的手法，让废除死刑的推展更加举步维艰。

《死刑犯》是更近期的废死著作，作者的专业身分和国籍，在废死问题的讨论上，从视角、立场到分析，更受关注。从事死刑诉讼10多年的熊红文，一直对死刑这一生命攸关的法律问题，保持着研究与思考的理性，却又和数十名死刑犯有过近距离接触、观察死刑犯内心世界的感性。

《死刑犯》就是以亲自负责的10个死刑犯的详细描述为依托，夹叙夹议，反应作者对死刑问题的研精覃思。通过10个死刑犯的最后遗言为视点，透过他们的内心世界看死刑，以独特的视角试图破解死刑的密码，引导世人死刑观念的潜移默化，从而加速推进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

10个故事主角，都是“普通的死刑犯”，却又是10个极不寻常的死刑犯，当他们走上断头台时，有人感到畅快的欢呼，也有沉重的叹息。

“上断头台，不是任何其他的玩意儿，而是将一个人拽住，将他活生生地切成两段。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地难以而难受。”

加害及被害家属面对伤害

几千年“杀人偿命”的报复观念，即使经过200多年的质疑和否定，依然根深蒂固，但在有关问题上，除了加害者及被害者，更大的问题其实来自于社会群众。

文明社会，面对涉及人命伤亡的犯罪行为，尤其凶残冷血的犯案手法，社会的反应和情绪，往往比被害人家属更大、更激动、更愤怒。法律代言人并没有被赋予绝对的审判和执行权，而是听命于社会大多数人，满足大多数的期许。

正义之名施予二度伤害 

没有人问过被害者家属的想法，没有实际的抚慰和协助，更加不想关心加害人家属的心情，反而以正义之名施予二度伤害，鄙视、嘲讽、谩骂……一人犯罪，全家受罪，“罪不及家人”的理性都被抛诸脑后，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 

群情激愤，看似为受害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其实也没有认真关心或试着了解受害家属的真正心思，更多时候以“正义”之名的舆论，对受害家属形成了煽动和压迫，说不出内心的纠结，甚至剥夺了家属选择宽恕的权利。

甚具人望的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李家同，既是亲身经历锥心之痛的受害家属，却也因发表“宽恕”而成为社会批判挞伐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