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早年的文献多已散佚，后人只能根据苏格拉底两大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以及其他零星的希腊喜剧，来理解苏格拉底。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苏格拉底的认知，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譬如说，许多人都视苏格拉底为勇于表达与冲撞体制的哲学家。但也有人独排众议，透过文献的爬梳，重新诠释苏格拉底为一个反民主的独裁主义者。斯东（I.F.Stone）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例子。

斯东的人生经历相当精彩，他是个著名的新闻自由斗士。冷战期间，他所服务的中间偏左报刊陆续停办，他也因为鲜明的批判立场，而不被主流报刊所雇佣。面对失业困境，斯东毅然决定独立办报，不依赖财团与政府资助，创办《I.F.斯东周刊》，维持长达19年之久，后来因健康问题才不得以停办。

年届七十高龄时，斯东重拾大学时期学习的希腊文，探入希腊哲学的世界，并拟定了一份写作计划，想要去理解，为何民主的雅典会判处苏格拉底这一位大哲死刑？

3个重大分歧

斯东阅读了大量的希腊古典文献与相关的后人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苏格拉底与当时的雅典，有3个重大的分歧。这3个分歧在承平时期，人们只会当作笑话看待，但在经历了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后，笑话就不再是笑话，苏格拉底也因此招来城邦的反扑，成为言论自由的祭品。

苏格拉底与雅典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对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来说，人类群体社会的性质应该是“自治”，而这就是民主的真谛。然而，苏格拉底的主张既非由少数人来统治，也非由多数人统治，而是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苏格拉底给出的譬喻是，我们去看医生、去建房子，不都是找相关领域的专家（那个知道的人）吗？为何唯独治理城邦时，却要过问那些不懂的人？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知识？”这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且与第一个分歧有关。对苏格拉底来说，美德是知识，但这个知识是不可被传授的。因此，可以推断，大多数人是无法拥有美德，而自治需要具备美德知识的人。因此，自治是不可行的。

苏格拉底与雅典的最后一个分歧，则是他不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而这其实是雅典民主——作为直接民主典范——最重要的信仰：每一个公民必须以参与公共事务为荣。

建构黑暗版的苏格拉底

透过上述的三大分歧，斯东建构出一个黑暗版的苏格拉底，一个反对民主、鄙视群众、反对政治参与的老头。然而，这仍然有许多疑点。例如，如果苏格拉底长久以来都在宣扬反民主、荼毒年轻人，为何他的死会迟至70岁才被宣判？

斯东的解释是，雅典作为一个推崇民主、自由的城邦，一向以来对于各种异见都比较宽容。然而，随着公元前411年、404年，雅典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僭主政，而牵涉政变的主要参与者中，包括了苏格拉底的弟子。

因此，过去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言论，马上就成为政治禁忌。为了避免僭主政的复归，捍卫民主体制，雅典最终由3位公民出面，提控苏格拉底腐蚀青年，不信城邦之神。根据斯东的推断，所谓“城邦之神”指的就是名叫倍多的说理女神，以及议会之神宙斯（Zeus Agoraios）。

反对支配 捍卫民主

然而，如前所述，斯东的解读是与很多人相悖的，譬如柄谷行人在《哲学的起源》中，就持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哲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指出了雅典民主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公元前约四百多年前，雅典崭露出其帝国主义的一面，支配其他国家，榨取资源。另外，其民主也限定了参与者资格，使得非公民、女性等无法参与公共事务。最后，雅典民主制度必须要有奴隶制，奴隶负责粗活，那么主人才有时间参政。

公民资格成关键

因此，柄谷行人认为，雅典民主是建立在对他者、外国人、奴隶、女性的剥削前提上。在这样的民主社会里，公民资格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在雅典这个城邦里，所谓市民，指的是以公人的身分参与国事的人。以公人的身分行动，是万事的前提。作为私人，是非政治的；因此那些不能成为公人的人，比方外国人、女人、奴隶，是非‘城邦——非政治’的存在。”

以公人身分参与国事，其实就是斯东指的苏格拉底与雅典的第三个分歧点。对斯东而言，苏格拉底反对人们的公共参与，是因为反政治，但在柄谷行人的理解中，苏格拉底所反对的，仅仅是“以公人身分参与国事”，但不反对“以私人身分参与国事”。例如，他以私人的身分在市集中与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探索真理。之所以反对以公人身分参政，因为苏格拉底觉得透过辩论技巧以公人身分在民会和法庭夺得权力没有什么意义。

回归到无支配政治传统

因此，柄谷行人指出，苏格拉底当时在雅典的出位行为，其实是对这种建立在多数者支配、排外、帝国主义的民主的一种反抗，尝试要回归到无支配政治的传统中。从这个角度看，苏格拉底是民主——作为无支配政治形态——的捍卫者。

然而，这不是很奇怪吗？同一个人，在后人眼中，却有决然不同的认识。在斯东的理解中，苏格拉底是反民主的，在柄谷行人的分析中，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究竟谁是谁非？作为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如我，既不懂希腊文，也没读过多少文献，就只能分享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