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起飞时期，大致上可以套用赵毅衡的说法，以1985年作为一个界线，或一个转捩点，因为不论从语言和题材的主体位置，或美学意识，与之前历史化的宏大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的斗争（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反思，实际上亦是一种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有着不一样的展现。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1986），虽以家族回忆去反思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但小说中却涵蕴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转向，一种自觉书写的思考。

此后，泉涌而出的一些小说，如张炜〈古船〉（1986）、贾平凹《浮躁》（1987）、余华《十八岁出远门》（1987）、莫言《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铁凝《玫瑰门》（1988）、王朔《玩的是心跳》（1988）等，普遍上都注入了个人的人性意向和思考空间，其等小说之开拓性，迥然与以往的“历史／国族”叙事拉开了一段距离。

上世纪90年代后，长篇小说的主轴却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迎向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寻根文学”的庞大历史意识和民族迷恋，在社会急遽转型中，也被拋落在后。长篇小说在商品化的氛围里，必须开始面对读者群阅读趣味的选择；思想探索和语言实践的先锋性，也必须搁置在旁。而作品如何引发读者的兴趣，无疑成了小说家必须考虑的重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余华的《活着》(1993)和《许三观卖血》(1995)，以苦难做为一种煽情的情节，展开了历史与个人存在性的敘事策略，从创伤的集体记忆，挖掘出了现实中的荒谬场景；这样的敘事模式一直延续到了2005年出版的《兄弟》为止；明显的，这些小说与其早期充满先锋性和个人独特语言的《在细雨中呼喊》(1991)，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然而却为余华小说的销售量赢来了一个个丰收。 

此外，贾平凹出版于1993年的《废都》，以赤裸的身体叙事和性描述颠覆传统伦理道德的阅读藩篱，重构欲望生活的现实状态，以颓废美学，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拉出了另一个舞台。而小说在出版前的造势，以及出版后旋即成了禁书（要到2009年才解禁），更是引发了许多学者们的讨论和成了热门话题。《废都》无疑是9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的一道风景线，作家所获得的百万稿酬，后来也引发了更多人投入长篇小说的生产，由此而促使90年代中长篇小说一时的兴发。

交织成一座文学丰碑

同年，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史诗般的叙事，通过白鹿原上半世纪的风云变幻，檃括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以此对民族国家进行了一个历史的重构和重写。小说具有魔幻写实的特质，场面磅礡，文气淋漓，人性的矛盾和文化的冲突，相互交织而辐辏成了一座文学的丰碑。至于莫言的《酒国》(1993)、《食草家族》(1995)、《丰乳肥臀》(1996)等，更是经由民间性的魔幻写实去展开乡土中国的荒诞叙事。宏大故事在莫言的笔下，均有声有色的形成他小说世界的无数魅影。不论残暴与野蛮、苦难与欢乐，生命与死亡，都在他特有的语言光影里，闪烁着一片奇异的景致。综合上而言，他总是像个魔术师，不断变幻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有些近乎寓言，有些则幽默荒诞，然而却又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1993)以解构历史的方式，拼贴和戏谑历史。小说展现了一种“后东方”式文化奇观的敘述，进而对历来英雄做了彻底的嘲弄。

刘桓的《苍河白日梦》(1993)和李锐的《旧址》(1993)，或立以民间的视角，或从家族史的反思位置，提供了另一种敘事的意趣，并为当时许多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阅读满足感。

强调女性意识觉醒

而女性作家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尤其在女性书写方面，强调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借由身体和欲望所形构的阴性语言，投射出女性独立自主的主体认知。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1994)，以自传的方式，描写生命之火，欲念之光，及通过女性身体意识，展现了中国新女性身体解放的敘事特色。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则以逃逸和疏离，呈现女性自我心理的隐密世界，并挣脱了父权庞大的阴影，回归到女性自我和存在探索的终极意义。而王安忆自《纪实与虚构》(1993)书写母系历史以来，则对女性世界和上海文化符号不断进行回顾式的书写。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则以怀旧和镜像式的女性投影，展现了百年上海的变迁，繁华与衰颓，女性／上海的迭影，一一造就了其小说的传奇特性。

文字与影像结合

总而言之，90年代以降，长篇小说所呈现的题材可谓多样化，不论是历史、都市化、女性、家族寓言、乡土等，展现出了繁花似锦的景象。而市场化之下所形成的畅销书现象，也促动了更多长篇小说涌入了市场之中。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93）、张炜的《九月寓言》（1993）、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1996）、史铁生的《宿命》（1996）、韩少功的《马桥辞典》（1996）、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1998）、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等，在当时都曾经掀起了一股阅读的热潮。出版前后的宣传和活动，更让这些长篇小说，在市场技术的操作下，成为当时的阅读热点。

影像为小说找到出路

当然，文学与影视的共谋，或文字与影像的结合，无疑也让长篇小说的销售度得到更大的拥趸。一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如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刘恒的《伏羲伏羲》被拍成了《菊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拍成了《秋菊打官司》、王朔的《动物凶猛》被翻拍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米》被拍成了《大鸿米店》、余华的《活着》则以相同名称被搬上银幕等等，这些电影在90年代中，曾经掀起一股热潮，同时也带动了长篇小说的热销。是以，书面文本与影视共构，或文字与影像的结合，无疑为长篇小说找到了另一条市场化的出路。

大致上，90年代中商品意识和消费观念的逐渐普遍化，加上知识经济的转型和普及，文化政策的更变，稿酬制的实行，出版商的策略推销等，使得长篇小说的生产，一年比一年丰硕。依据相关方面统计，自1992年长篇小说年度公开出版产量是373部，一直到1998年，年产量暴增至近千部。及至2000年后，长篇小说的出版，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至2010年长篇小说书目》的资料显示，2001年以纸本形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是745部，2005年则增加到1511部，2010年更是倍增至3200部。如此扶摇而上的产量，显示了传播媒介改变下量化的泛滥现象，网络化的推波助澜，夹泥沙而下的品质，却也构划出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21世纪初，即华丽又衰颓的创作图景。

文学作品不断冒出

撇开网络（武侠、科幻、玄幻、宫廷、情爱、青春）小说和影视重构后的长篇小说不谈，披沙拣金，21世纪初的一些文学长著，依旧有其动人的一面。如莫言仍然依其过往质量兼进的书写速度，发表了《檀香刑》(2001)、《四十一炮》(2003)、《生死疲劳》(2006)和《蛙》(2009)等作品。一贯幽默、荒诞和肆无忌惮的狂欢式莫言敘事，逐渐转换成了说书传统的敘事模式，或以嘹嘹不觉的猫腔戏，或以民间世俗六道轮回的信仰，或以童言之音，或以书信与话剧，带出一则又一则个人记忆里的中国乡土故事。

除此，安居于上海的王安忆，却以绵延的创作之力，发表了《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遍地枭雄》（2005）、《启蒙时代》（2007）、《天香》（2011）和《匿名》（2015）等围绕于上海空间的叙事长卷，不论是描绘江南水乡诗词般的身世，还是宛如公路电影的江湖挽歌，甚至文革乌托邦的幻灭，或以女性织就的上海轶事与充满奇幻之旅的漂流故事，都可见出其揉合各种新旧敘事技巧，以展现纪实与虚构的无限想象。

出现许多充满光的名字

这时期，许多充满光一般的名字，如阎连科、贾平凹、格非、张炜、虹影、余华、苏童、李锐、蒋韵、刘醒龙、金宇澄、阿来、宗璞、刘震云、麦家、曹乃谦、毕飞宇、严歌苓、迟子建等，持续的为中国新纪元的长篇话语，创造出各种技艺的形式和故事的翻转。或许有人提出，从深层的话语结构角度来看，21世纪的长篇小说，并没有跨出先前的籓篱，但从这些中坚群的小说家戮力于长篇的成绩窥之，则题材的多面化，以及对社会变迁和人性流转的刻画，却有着更深的反省与辩答。尤其阎连科几部触及政治敏感地带的小说，从早期的《为人民服务》（2004）、《受活》（2004）、《丁庄梦》（2006）到近期的《坚硬如水》（2009）和《炸裂志》（2013）等，无不引起触目和关注。历史如魅，总是被这些小说家一一招魂，呼引为文字里许多令人拍案惊奇的现代敘事。而后革命年代的历史编码，从国族转向个人的命运，或时代转折各种现象的陈述，荒诞、反讽、戏谑、絮语和寓言性的敘述，都包含在中国当代的故事里，见证着一个时代浮光掠影下，无限的景致。

故在此21世纪，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说故事者的历史尚未终结，故事还长着呢，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总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小说家的冒出，以一部部作品，在这时代的夜空，挥洒成满天灿烂的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