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上看，我国社会的器官捐赠意识大大提高，来到真正捐赠器官的当儿，却是另一回事。

肾脏移植技术成熟，配对与否已不是问题；政府长期培训，专科同样不缺；国内与外国的肾脏移植术比例，也从早年的“八二”逆转为“二八”，但候诊名单依然长又长，患者十数年引颈长盼一颗肾，真正需要反省的是社会大众本身，而非政府、医疗机构或医生。

肾脏移植（Renal Transplantion）俗称换肾，即通过外科手术，将健康的肾脏移植到肾脏病变、丧失肾功能的患者，移植技术发展至今逾半世纪，被视为和洗肾一样，是治疗慢性尿毒症最有效和安全的方法。

全球每年接受肾移植的人数逐年增加，移植术也明显降低死亡率，改善尿毒症所引起的各种生理机能障碍，并且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质，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减轻社会负担。

技术水平媲美先进国家

沙登医院肾脏专科及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吴墨龙教授（Prof. Dr. Goh Bak Leong）指出，最初移植术效果不理想，排斥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止肾脏器官，就连血液也必须配对才能移植，而移植后仍可能产生排斥状况。1980年代之后，移植技术进步，排斥药物的效果增加，器官和血液的配对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只要术后服用适合的抗排斥药物，即可让身体接受新肾脏。

我国早于1975年就开始发展肾脏移植技术，是东南亚区域最早及先进的国家，迄今技术水平媲美先进国家，肾脏移植成功率也已达90%！

吴墨龙也是资深肾脏移植专家兼马来西亚肾脏病协会主席，他进一步解释，换肾的成功率是指，一年之后不再需要洗肾的几率高达90%，5年之后70%至80%，和全球先进国家不相上下。虽然配对技术依然对移植术的成功率有一定的帮助，但分别仅3%至5%左右，和过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他指出，所谓的可移植肾脏，即“健康的肾脏”，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红斑性狼疮等疾病的肾脏，另外就是功能已退化或老化的肾脏。一般上，低于60岁、保养良好的肾脏，都有可移植的潜能。

问题是严缺可移植器官

“我国的肾脏移植技术绝对不是问题，严缺可移植的器官才是问题……正确来说，是有许多可捐赠的可移植器官，但没有被妥善利用。”

据知，国内现有150名登记注册的肾脏专科，肾脏移植专科大约10名左右，但负责一年不到100宗的肾脏移植手术仍是绰绰有余。所以，吴墨龙直言“不要说医生不够，连器官都没有，即使有100个医生，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他直指“只有当国内的换肾率，从每年的不到100宗增加到500宗或1000宗时，专科医生人数才会是问题，但长期以来的情况，这绝对不能成为理由”。

出国移植肾脏？不道德行为

早年，我国因缺乏可移植肾脏，许多人对本地技术也不了解而缺乏信心，1990年代至2000年期间，多数病患选择到外国移植肾脏，但其实并不合法，更不道德，2000年之后，才因外国政府严加管制，加上资讯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在国内接受移植术的比例大大增加。

如今，国内的肾脏移植术，每100宗里头有60至70宗以上是在本地移植。资料显示，到2015年为止，到外国的肾脏移植率大约20%，单单吉隆坡中央医院已有37.5%的移植率。

据知，1990年代初期，印度是首选的肾脏移植国家，1996年之后则转向中国，直到2000年之后，两国政府严加管制商业化的肾脏移植活动，这才减少出国移植肾脏的情况。

反思问题背后

许多人并不察觉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本身的行为的不道德，即使理直气壮地反驳“在合法医院做的移植术”，但可曾深入追究背后所涉及的问题？

吴墨龙直问：“那些肾脏是哪里来的？是否有钱就可以‘买’肾脏？扪心自问，这样的观念是否正确，是否道德？也许本身是需要肾脏的病患所以不觉得有问题，但因为极度贫穷而要贩卖器官的家属又如何？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不是间接造成非法贩卖器官、商业化肾脏移植的帮凶吗？本地不够肾脏，所以要到外国移植，但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是否真的缺少可移植器官？如此合理化、合法化不道德的事，这样的行为难道就符合人性道德吗？”

什么都能做

珍惜第二次生命

社会大众，尤其是病患和家属，也必须改变对肾病的思维——病人不是废人，换肾之后更是“什么都能做”（当然不是要你继续糟蹋健康），百无禁忌。

一旦肾衰竭，倘若没有技术，病患的存活期大约仅剩6个月左右，随着洗肾技术和移植术的发展，只要能恢复20%肾功能，就能延续生命，而移植一颗肾脏则能恢复50%肾功能，完全足够未来20年或以上的生命。

吴墨龙说，移植术后的3个月是观察期，高剂量的排斥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而后依据病患复原情况调整剂量及定期复诊，半年后则可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所以在最初3个月，医生不会鼓励病人即刻回到职场，但过了这段期间，若复原情况理想则不成问题。

恢复生活能力贡献社会

“社会的既定概念，尤其华人社会，总是往负面和悲情角度看待肾病，其实比起其他器官的疾病，肾病堪称最‘幸运’的，因为只有肾脏败坏，有足够的技术延续生命，其余的器官疾病若无技术治疗，则没有第二次的希望，但是肾病不只能延续生命，还能继续工作，照顾家庭，贡献社会，只是意愿和意志的问题。”

他进一步说道，洗肾可延续患者生命10年至15年，甚至可达20年或以上，这段期间足够完成很多事。但是亚洲社会的观念，尤其是华人社会，一味负面悲情，即使换了肾脏，依然视为“什么都不能做的病人”看待。

“其实这是完全浪费和乖离肾脏移植术的目的，更浪费捐赠者的肾脏，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却没好好地过，反而消耗着社会资源，继续加重社会经济负担！”

换肾的最终目的，是给予患者第二次生命，恢复肾功能和生活能力，继续做要做的事，做该做的事，回到社会，贡献社会。——吴墨龙

为何不要捐赠器官？

签名很简单，随手一笔就成，一张自愿捐赠器官卡在身，并不代表最终就能“如愿以偿”，很多人并不知道或不曾认真了解，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国家，签署自愿捐赠器官卡和真正捐赠器官，其实是两回事，这也是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器官捐赠率偏低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我国，“签署自愿捐赠器官”和“捐赠器官”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只要死者的家属其中一人反对，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执行死者的遗愿，即使有自愿捐赠器官的证明，院方也不能有任何动作。

所以吴墨龙一再反问：“签署的意义何在？在登记时或登记之后，当事人是否认真做好沟通事宜，让家属明确了解并且接受有关决定？来到捐赠器官的当儿，家属却改变主意，而死者已是‘死无对证’，院方何来权力执行死者遗愿？——这都是社会本身需要扪心自问的重要问题，只要一天没有改变思维，捐赠器官的概念和医院普及化，问题就困于现状，难有解决的一天。”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有多少可移植器官被“浪费”掉？

“你等我捐，我等你捐”

官方数据显示，每一年，我国有超过7000人因飙车、非法赛车、鲁莽驾驶等各种因素而魂断公路，其中不乏器官健康的年轻人。这意味着，倘若其中的10%（700人）成功捐赠器官，相等于有1400颗可76移植肾脏，等候名单上可减少1400个名字！

“别妄谈50%，仅仅10%就好，但实际上我们有吗？有1000颗肾脏可移植给等候的病患吗？没有，连100颗都没有！正确来说我们只有‘无法获取的可移植肾脏’，所以怎么能说‘缺乏肾脏’呢？

“所以，这就要社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不要’捐赠这些器官？这是社会本身需要认真反省的问题，不是医生，也不是政府的问题。”

吴墨龙说，文明社会应该是人性化的、法治的、健康的人照顾不健康的人、年轻人照顾老年人和小孩，有能力照顾没能力的“正常社会”。

“如今我们有一群病人，也有技术、专科、方法能够帮助病人，但却做不到，就因为‘没有器官’！”

逾30万的器官捐赠登记数据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器官捐赠问题在未来将不成问题，加上传统观念的枷锁，于是继续抱着“你等我捐，我等你捐”的心态，始终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不曾想反省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他直言“这是人性问题，许多人不明白人性，不明白社会的需求，不明白文化，说来说去都脱离不了狭隘的框架，没触及真正的问题所在”。

明日《新视野》

器官捐赠率偏低，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就不断加长，洗肾更是长期的负担，政府的医疗负担日益沉重，意味人民就要承担更高的税务压力……

报道：陈绛雪 摄影：陈成发、本报资料室、 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