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学方式，向来是以记诵学做为一种教育和学习方法。这类传统知识的传习方式，自幼学起，已成为必须遵循的教学法则。其教学目的在于熟记，将相关知识/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能到倒背如流为止。

因为依据老祖宗源远流长的受/授学经验认知，知识在身体内的储存，将会随着生命成长而有着潜隐默化的效果（也就是说，记诵之学是做为知识的储存之备，理解则是次要的，并深信它会随着人生经验而转化为生命的体验）。不论是四书五经或诗文等，都是在幼学启蒙的诵记之列。尤其诗韵，更是幼童识字之初，常作为识字与记诵的一套工具。因属韵歌，易于背记。

传统记诵教育方式之缘起

然而引起我兴趣的是，传统的记诵教育方式之缘起。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教学方式，自是难以稽查（但可以肯定是在帛、竹简时代）。而且也不重要。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种记诵方法作为知识的转移与储存——从书籍到身体/记忆？这问题无疑就变得有趣多了。

古代（东周之前）学术都隶属官方，一般上的学术都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因此官学是为贵族子弟而设，六艺（以及历法、农业、医学等等）习养，成了政治固定阶层养成的必经之道。一般竹简上的知识，极少流向民间市井。它成了士大夫以上的知识权利和权力，以供为某政权体系服务。

然而如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当然是伪庄子说的），某政治体的崩解，社会制度的转变，使得维持政权的旧贵族阶层因政权的失落而流离，王官之学，亦随着落魄的贵族子弟流落民间，或成了他们糊口维生的工具。孔丘尼就是最好的例子。私塾也在民间与焉产生。

小童为最强人肉记忆体

古代书籍流通不易。帛书太贵，竹简太重，而且传钞甚花时间，因此最方便把这些书籍上的知识储存下来，就是背诵。这是最简易和最捷便，以及最省钱的“人体储备”方式。而且最好是从四、五岁的幼童开始，因为他们是最强的“人肉记忆体”。所以依据荀子对人性的了解，人是趋暖畏寒，趋乐避苦的，因此只要对这些“小鲜肉”从外加以压迫和进行身体的施虐（鞭打），就能把他们潜在的记忆能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并将他们“空白的记忆体”加以挹注和填满。

这种背诵之学，在古代书籍极之匮乏之时，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效（事实证明，在汉初，若没有这些已老成白发苍苍的“人肉记忆体”，五经和许多古代学术着作能再现于世，可能还是个疑问）。

学术知识的转移，从贵族到民间，再加上隋末唐初科举制度的发起，使得背诵之学，成为千年滥觞。及至1905年科举制度的完全废止，以及西学教育的兴发，导致私塾教育体制的没落，也造成背诵之学逐渐为人所诟，尤其是深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习得西方科学分析和理解的学习方式，也在童蒙时深受私塾背诵教育的影响，故在教育反省方面，有着个人亲身体验的比较认知。

但随着背诵之学的失落，也宣告了传统国学命脉的衰微。章黄与康梁之后，后继者希，甚至严格的说，再无来者。

因此，总的来说，传统记诵之学有它需要和存在的时代背景。然而时代改变了，教学的方式自然也需要因时而易。尤其电脑资讯时代的来临，背诵之学也变得越来越落伍，或越来越不重要了。然而，知识生命是需要涵养和涵融，并非电脑所能取代的。对知识的理解、选择和运用也非常重要。

小学课文所选的诗

所以回到小学教科书是否需要背诵古诗词的问题来说，大致上，小学华文课本古诗词所占的比例非常少。诗韵易记，有时候不必硬记，就可以背下来了。是以这方面，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问题却是，在小学课文中，到底是什么诗最适合背读？是像北朝乐府诗佚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样的地名，这样的情境，马来西亚小孩哪懂，相信即使教课的老师也不懂，那如何讲解？又如何理解？（这方面，骆宾王的〈咏鹅〉可能比较适合幼小学生阅读：“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换句话说，家长投书，应该是针对小学课文中所选的诗，是不是适合小学生阅读，是否能以理解，尤其对他们完全陌异的情景和心理的诗，的却相当违和。所以，这可以说是华文课文的选文问题，至于其与“背诵”，此一传统技艺／记忆术，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