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零年初冷战结束以后，无论是透过多边、区域或双边协定，跨国贸易关税壁垒皆逐一瓦解，而低关税促成了以成本效益为考量的国际生产链，在欧洲、北美及亚太平洋形成生产枢纽网络，既彼此竞争却又相得益彰。

于此同时，民主政治也成为全球政权体制的主流。尚且不论民主政治形式，有者自由，有者不自由，但在去年全球就有72个国家的约37亿选民进行了投票，很多还是首投。

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经贸自由国际化，这三大支柱所构成的自由经济秩序，也因此行之有年。

所以，当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祭出关税的时候，对于习惯了自由贸易规范的全球经济而言，那可是无比震惊。随后中美双边贸易往来增长放缓，全球经贸及商业投资增长也跟着速减。

无论如何，特朗普关税硝烟初起的那一年，关税到底还仅是防御性质的贸易手段，让美国总统在面对进口冲击带来了经济伤害及国家安全疑虑的时候，可以依据美国贸易法进行调查，并按建议来对等征税，以作抗衡。

由于确切的经济背景离不开美中贸易逆差，也是对受中国冲击影响最深的美国地方经济及非大学文凭毕业工人阶层的回应，而抗衡的对象聚焦中国，所以美国国内两党存有中美脱钩的共识，欧盟及日韩澳等盟友也闻风吹起去风险化的立场。

进攻性质贸易手段

尽管国际反对声浪不断，鲜少有人会联想到那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的终结，关税战反倒更像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修正。

既然中国政权从一党专政走向民主体制的可能性破灭，那么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西方民主联盟就结合起来，将关税战升级至科技战，牵制中国的双用高科技的发展，防止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自由国际秩序体制内，进一步削弱自由民主政治此支柱，但同时允许与中国在体制内的竞争共存，以应对跨国界难题。

既然自由民主政治内的“最后之人”因市场经济及经济全球化而失去尊严，那么拜登就继续保留关税以保护本地产业，同时大张旗鼓地通过工业政策来推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回归，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并使用财政手段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完善化福利保障。

然而，如今看来，那修正大概是“历史终结”的最后一章，自由国际秩序所咽下的最后一口气。但最后一根稻草不来自于中俄，而是美国。

特朗普关税2.0的进行曲，已经不再是防御性质，而是进攻性质的贸易手段。先是对加墨开刀，再剑指欧盟，同时退出一系列国际协定和组织，并拟定对所有贸易伙伴国加征关税的方案，这一切都已经和围堵中国无关，与加强自由民主政治联盟更是沾不上边。

退出自由国际秩序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美国所竖立起的360度经贸围墙，是二战前的孤立主义也好，或主权帝国主义也罢，那无疑就是彻彻底底地退出自由国际秩序。

要是特朗普和普丁对俄乌战争私下谈判的结果，不仅是乌克兰要不回战争以前的领土及无法加入北约，甚至出现美俄谈妥如何分配被霸占的领土底下蕴藏的稀有矿产的话，那也实在不足为奇了。

毕竟“自由主义”也如同“全球主义”一样，成为“觉醒”文化的代表，是“MAGA”信徒或自喻右派者皆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这角度看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发言，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发言欧洲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也就是那些“自由主义”政策。

走向威权民主体制

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到教育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再到司法部，特朗普针对美国联邦政府官僚所采取的旋风式大清除，并非打击贪腐，也和减少财政赤字无关，却更像是针对自由主义政策和机构的文化清洗。

既然对内如此，对外也将同出一撤，无论是外交或是经济，都将离不开对自由主义的追打、对右派保守及主权主义的支持。

斯蒂芬烈文斯基及卢坎韦在《外交》发文宣告美国自由民主政治正在溃败中，并走向威权民主体制。权威民主需要新朋友，而新朋友恐怕将不再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昔日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