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学生授大马经济课的时候，谈起70年代经济从农业转向工业为重的转型。

当经济稳定增长，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粮食花费所占的收入比例会开始下降，毕竟我们一日能吃的也不过那三顿饭，对于工业制成品及服务的需求反而增加，从衣服、车子、家电、加工食品到外食、旅游、医疗及投资等等，都是社会取得经济增长以后尝试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的选择。

所以在发展道路上，农业的GDP比例下降，而工业及服务业的比例上升，也就理所当然不过。

随着经济发展成熟，经济结构会再次来到另一个拐弯点。人口抚养比下降、对工业制成品消费的边际效应因物质过于丰足而出现递减、饮食及身心健康成了生活重心、金融投资意识提高、对生活的定义不再仅是实践拥有欲望而是追求体验等等现象一旦成型，工业的GDP占比也会开始下降，而服务的GDP比例则进一步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

然而，我国工业的GDP占比，却在2000年就已经来了个大拐弯，那可是亚洲金融危机刚结束、第七大马计划才开始谈论经济需要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年代，人均GDP不到美国人均GDP的27%。

封装测试低增值？

就此表现，我国经济实在谈不上物质过于丰足，所以当年所面对的显然是过早的去工业化。

我们常把过早去工业化视为“工业生产停留在低生产力、低附加价值的活动上”，事实上，如此认知是简单化附加价值的高与低。

大马芯片工业专攻封装测试，属于全球芯片价值链里最低附加价值无误，但一个支撑槟州经济，能与全球半导体工业整合，并攻克全球半导体后端制成品的13%市场占有率的产业，我们岂能轻易将之归纳为低生产力、低附加价值，而矿产业的人均附加价值最高，估计却也不会有人总结说经济的未来在于采矿。

更何况劳力市场饱和、生产力不足、重投资轻创新等问题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突如其来打断工业化进程的程咬金。要说程咬金，中国崛起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当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东南亚顿时失去了其作为外商多年来对冲投资中国所面临的非市场风险的关键作用，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区域生产链随之而来的重组，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更犹如工业海啸，所以东南亚诸国的工业化进程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掉头。

加强跨领域协调

另一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域之间的界限在新经济冒起以后变得模糊。举个例子，生物科技的载体是科技，主体可以是农业、医疗甚至是加工食品工业；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科技，可在任何领域用以演算并预测事物发展及人类行为。

若要发展类似科技，那将是各领域之间的纵横向同步推进，催化上游的技术创新之余，也必须推广下游各领域之间的技术采用，而不再是如八、九十年代那般按领域来划分及发展，汽车归工业、银行归服务业。

未来我们能否去“去工业化”，关键不是挑选高附加价值/高生产力的领域（天晓得什么领域才是高附加价值，如今炙手可热的mRNA技术还曾经是遭人唾弃、无前途可言的知识呢），而是把握好国际局势的发展、以目的而不是领域为发展重点、加强跨领域之间的协调，催化纵向产业链的形成，技术创新及采用兼并。那才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