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富贤（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经济学家）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引发了全球关注，原因显而易见：该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值的近三分一，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五分一。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制造业的衰退已是迫在眉睫。

想要了解中国目前状况的话，不妨先回顾一下日本近代史。主要得益于美国这个庞大市场的准入，二战后日本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

但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并削弱了日本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扭转了这一趋势。

在1985至2022年间日本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2%下降到了5%，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6%下降到了4%。

此外，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增值中的份额，从1992年的22%，剧降到2022年的5%。《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日本企业数量，从1995年的149家，下降到了如今的40家。

生育政策导致失衡

中国近几十年来也经历了类似的上升轨迹，但中国的制造业崛起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更高。1978至1984年间，日本从美国的进口额相当于其对美出口额的51%，而2001至2018年间中国的这一比例为23%。

中国的各项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一国GDP的60至70%，这样才能让家庭消费维持在GDP的60%左右。

然而，中国在1980至2015年间实行的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家庭收入，鼓励高储蓄，也抑制了国内需求。

因此，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对GDP的比值，从1983年的62%，下降到如今的44%，家庭消费相对GDP的比值，从53%下降到37%，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家庭消费相当于GDP的56%。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如果工资通常为60至70美元，那么中国工人只能拿到44美元，消费能力只有37美元，而日本工人的消费能力为56美元。

然而，中国政府拥有大量财政资源，去支持工业补贴和制造业投资。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回报率高，国际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注入该国。再加上中国拥有约1亿过剩劳动力，因此产能过剩问题是难以避免的。

鉴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减少产能过剩并为人口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唯一选项，就是维持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这就是美国介入的原因：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1985年的1%，上升到了2017年的22%。2001至2018年间，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有四分三来自美国。

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就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倒影，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非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71至2000年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稳定在13%，但这一份额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急剧下降，2022年仅为6%。美国在制造业增值中的份额同样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25%，降至2021年的16%。

随着这些趋势削弱了从威斯康星州到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美国铁锈带，人们对全球化和那些推动全球化的“政治精英”的普遍不满也在不断增长。

2016年，特朗普利用这一不满情绪入主白宫，声言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并迫使中国改变其贸易惯例——他还希望能在今年11月再来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间接但深刻地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而如今美国政治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抵制，始于特朗普在2018年出台的关税，并在总统拜登治下继续加码，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在2024年上半年下降到仅有12.7%。

除了失去美国市场之外中国还失去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它们为了规避美国关税而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国。但这种部分转移其实预示着更广泛的撤出，就跟日本制造业陷入衰退时所面临的状况一样。

越来越像日本

中国越来越像日本的原因还有两个：首先，其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和老龄化。根据政府数据，年出生率从1962至1990年间的平均2340万，骤降至去年的900万，甚至连这个数字都可能被严重夸大了。

再过几年中国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只有600万。与此同时占中国制造业劳动力80%的农民工的中位年龄，从2008年的34岁，上升到了去年的43岁，其中50岁以上者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31%。一些工厂已经因为缺乏工人而关闭。

其次，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将挤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政府努力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对GDP的比重，中国对美商品的需求将增加，部分制造业工人将转向服务业，而迅速增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将转向服务业。

鉴于中国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而且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从而提高生产力，因此，该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样迅速。但这种衰落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

然而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这可并不一定会带来其国内制造业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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