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中国在为其经济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而努力，而转向立足所谓“内循环”的战略显然需要创造更大的国内市场。

这一点对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容易。

迄今为止，制造品的出口和对资本的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的20年，正是成功执行了出口促进战略的结果。

彼时，尽管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口替代战略，但由于要克服外汇短缺对进口技术的制约，改革领导人在1987年试图在沿海地区推行所谓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试点，通过吸引外资和兴办合资企业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参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以便获得更多的外汇。

从此，出口促进战略也把中国与世界经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少子化老龄化

得益于其超大的国家规模，中国保持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且维持至今。但这也埋下了该成功模式的效力最终衰减的种子。

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日本和韩国曾有过的剧烈人口转变，使得中国很快就达到困扰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极低生育率水平。加上上世纪60-70年代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曾支持中国强劲增长的人口红利——突然进入了退休期，而且在未来10年会以每年约2000万人的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

少子化和老龄化刺激了中国家庭更高的储蓄倾向。这会让一个正需要依托更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来维持未来发展的国家前景变得不明朗。

出口战略抑制内需

更重要的是，长期在国内执行出口促进的发展战略，国内市场的创造进程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

这是因为，为了维持出口竞争优势，出口促进战略需要国家以较低的土地租金率、汇率、利率、工资率等要素价格予以配合。

不利创造国内市场

即使中国今天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当局依然对其汇率形成机制设置走廊。这种汇率机制对出口有利，但对创造国内市场不利。

利率政策也是如此，中国的实际利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鼓励了资本错配，缺乏可以用来平衡投资与消费的调整机制。

工资率更是带有部分计划经济的色彩，努力在低工资与低物价之间保持平衡。虽然过去这些年劳动报酬在GDP中的份额有所上升，但平均水平依然显著低于大多数国家。

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劳动力市场地区分隔，且就业制度不够发达，中国并没有一个同步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变化的工资调整机制。

而且，政府的支出又长期习惯于支持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用于提供家庭开支支持和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长期过低，这解释了中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至今为何居高不下。

要真正转向以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作为大国，中国需要要将出口促进战略转向进口促进战略并最终保持战略中性。

进口促进战略是一个依靠并不断创造和扩大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理论上说，进口促进对任何一个靠出口促进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可能都是不可避免的选项，但毫无疑问，这个战略对大国经济的意义更大、更重要。

转向进口战略

转向进口促进战略的意义在于，一个早期成功依赖出口促进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促进战略来实现更高阶段和更高福利水平的经济发展。

本币升值 降低关税

如能转向进口促进战略，不仅有助于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长期维持的不平衡关系，而且通过改变国内长期受到干预的汇率、利率和工资形成机制，有助于保持工资与名义GDP增长实现同步化的机制，提高国民的收入，从而也会极大促进国内服务业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扩张——在出口促进战略下，服务业是被抑制的。

同时，通过本币升值和降低关税来促进进口，特别是让进口消费品的价格降下来，可大为改善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福利。而且，因为实际利率的提高，也缓解资本错配和改善资本回报率，压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从总体上帮助经济真正实现需求的再平衡。

最重要的是，政府无需再像过去那样被过度投资和债务绑架，从而可以将更多的政府预算为国民的保障而买单，以显著减轻家庭为日后的养老、医疗、育儿和子女教育而承受的巨大负担。这对释放国内消费需求潜力至关重要。

有助技术创新升级

进口促进战略不是进口替代战略，所以不会抑制贸易部门，反而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循环的形成，而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并形成自主技术复杂产品的出口能力。

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个战略调整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可谓意义非凡。日本因为战略调整严重滞后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而韩国经济发展令人最为怀念的黄金时期（1987-1996），恰是因政策调整而实现的工薪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和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只是这一局面没有在战略上维持下来，后被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所淹没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或能避免类似的命运，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