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批评了她的中国同行，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导致了可替代能源和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的产能过剩。

她觉得此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不公平的成本优势，使其能够在竞争中压倒美国企业。尽管耶伦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她将政府补贴归为根本原因的断言却是不靠谱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过去四十年间从匮乏到富裕的跨越简直就像一场梦。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直到1990年代初都是配给的，如今则基本上应有尽有。

有过这种经历的也并非中国一个国家。日本在二战后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型，数十年由出口带动的增长，使该国得以重建和发展自身工业。

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随后十年的石油冲击迫使日本企业将重点放在国内消费主导型增长上。这种转变很快导致了产能过剩，并在整个1980年代引发了多次美日贸易争端。

近年来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程度日益明显。虽然该国经济仅占全球GDP的17%，但其制造业产出却占据了全球的35%。

出口曾在过往抵消了这种不平衡状态，但在全球需求下降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商也逐渐被迫卷入价格战。

储蓄率偏高

中国庞大工业产能的根源，在于它是一个以储蓄为中心的社会。尽管中国在2000年前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保持着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他们不去坐等政府构筑一个充分的安全网，而是依靠自身储蓄来抵御未来的逆境。

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正如他们对当前经济放缓的应对那样。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未能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快速复苏，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

但当局的策略却是限制地方政府借贷，并实施更严格的预算管控。

在出口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35%左右，上升到了2010年的52%。虽然此后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45%的水平，意味着每年的储蓄额约为57兆人民币（约38兆令吉）。

除了一小部分用于投资国外资产外，这些储蓄助长了国内投资，为当前的经济产能过剩奠定了基础。

中企到海外投资

由于缺乏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来引导储蓄流向创新驱动型企业，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占中国社会融资总额70%的银行，不愿支持创新型企业。

由于资本市场支持不足，投资往往集中在可替代能源、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少数几个市场潜力巨大的高科技行业，导致这些行业产能过剩。

那么中国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看似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内需，但这需要改变居民的储蓄行为，也需要一定时间。此外，由于中国政府不愿举债，因此政府会否增加支出也值得怀疑。

美应欢迎中国投资

唯一可行的办法则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这一战略既能缓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支持受援国的工业发展。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多种技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先进技术，适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美国尤其应该欢迎中国的投资。首先这可以缓解两国之间的经济紧张关系。比如1980年代日本就通过大力投资美国汽车工业，避免了双方的潜在冲突。

同样，中国的投资可以支持美国的再工业化努力。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战略存在缺陷，对美国企业与中国竞争对手相比明显落于下风的行业（如可替代能源、电池和电动汽车）进行补贴。但人们迟早会发现，美国企业即使手握大量政府补贴，也无法在这些行业中击败中国对手。

地缘政治紧张加剧

在这个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政府都摒弃了以往对工业政策的批评。如果要增进全球福祉，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对其已经拥有或可能形成比较优势的部门提供补贴，然后与擅长其他互补性技术的国家开展贸易。

遗憾的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偏离了最佳路径。考虑到中美脱钩的潜在全球影响，两国有责任发挥带头作用，共同努力使世界经济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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