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过致富年纪?/Project Syndicate
今年3月，中国总理李强公布了雄心勃勃的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表示赞同，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6%，然后在2036-2050年间放缓至3-4%。
林毅夫认为中国实现高收入也就是2025-2026这两年的事。但鉴于中国黯淡的人口前景，这似乎不太可能。
林毅夫指出有26个国家在人口开始老龄化时人均GDP不足美国一半。他认为既然这些国家能在此之后继续改善经济，那么中国也可以。
经济增长将放缓
世卫组织将一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阶段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这个点位中国在1998年就达到了。
在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增至15.4%。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5%之后的12年间实现4%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
人口的老龄化会影响生产、消费、创业和创新，削弱经济活力。随着年龄中位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GDP增长将出现放缓。
因此，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2024至2035年间实现5%至6%年增长率的说法，就像80岁老人赢得马拉松比赛一样不可能。
林毅夫强调了中国的后发优势，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抵消了这一优势。
人口问题和劳动力萎缩已导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分别从美国2008年水平的73%、66% 和51%下降到39%、27%和32%。与韩国和台湾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一样，这些国家目前正面临着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重蹈日德覆辙？
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让人联想起日本和德国的状况，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萎缩，致使日本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从1995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54%和110%下降到2023年的41%和64%。
同样，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与1995年的日本和2000年的德国相同，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1996年的日本和1995年的德国相同。
在到达这些人口节点之后的12年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德国为1.4-1.5%。根据这些历史趋势，到2028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3%，并在2031-2035年间低于美国。
2023年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2681美元，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1万3845美元高收入门槛。随着过去二十年年均2.1%的增长，预计到2028年这一门槛将升至1万5715美元，到2035年将升至1万8219美元。
假设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24年的5%放缓至2028年的3%和 2035年的1.5%，则其人均GDP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达到1万7893 美元。中美经济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削弱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能力。
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一些因素预计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致使其更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正在迅速萎缩，其工业价值链正在向参与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减少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该国制造业并侵蚀其贸易顺差。
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政府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中国有可能会调低利率。
人口老龄化
最后，世界各地的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低通胀甚至彻底通缩。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通缩压力，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
当然，如果高收入门槛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可能会设法达到这一门槛。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阻碍中国摆脱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2%，远低于60%-70%的全球平均水平。而2022年的高收入门槛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在8307至9692美元之间，这通常意味着中国应当拥有一个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庞大中产阶级。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565美元，中产阶级仍是少数。中国要跨过高收入门槛就需要将人均GDP提高到19000-22000美元。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施各类深层次改革。
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解决人口危机，而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
考虑到当今的中国与1978年邓小平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相比更加厌恶经济改革，因此快速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很小。所需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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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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