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去年创近乎1兆美元的贸易盈余，为史上最大，另一贸易大国德国的贸易盈余估计就仅有2500亿美元，而欧盟全年总贸易盈余也大概不比中国贸易盈余的百分之15强。

虽然美国全年的贸易赤字估计接近9000亿美元，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估计却不超过中国总贸易盈余的30%。这和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以前的情况差别甚大。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赤字就占了中国总贸易盈余的60%以上。

也就是说，这一回，中国那其余70%的贸易盈余和发展中国家相关，中国的盈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赤字，意即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远大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吸纳。

贸易如此之失衡，对内对外，绝非好事一桩。

当年美国贸易赤字占了中国贸易盈余60%以上，贸易失衡尚可归咎于美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大。如今的庞大贸易盈余却不能怪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因为经济规模甚小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塑造中国经济结构，所以贸易失衡所面向的完全是中国国内经济失衡。

国内消费缺失

换句话，庞大的贸易盈余表示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巨大缺失。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保持巨大贸易盈余，无异于把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窘境出口到他国，以发展中国家市场来做补救。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大马不也是常年保持贸易盈余，以国际市场来填补国内储蓄及投资失衡的问题。

但中国不是大马，也非一般发展中国家，而是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全球最大经济体，为全球百余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生产规模及技术引领全球，其产出复杂性允许高科技产品及配件出口的同时，却又能出口廉价的消费品，因此对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盈余无疑就是对当地生产的碾压。

淹没发展中国家

如果说过往中国冲击1.0面向的是发达国家，而结果是发达国家选民对自由贸易的反扑，催生了如今崛起的贸易保护潮，那么面对中国冲击2.0，遭殃的恐怕是发展中国家。

在下一个选举年来临以前，中国要是没能处理好国内消费信心低迷的结构性问题，反之持续以扩大外贸盈余来抵消国内经济需求不足的话，恐怕贸易保护潮将淹至发展中国家。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贸易盈余也是资本账项赤字，即资本出现了净流出。由于汇率更容易受资本流向所牵动，所以贸易赤字越是巨大，资本净流出就越是凶猛，而人民币的美元值也就更加难以挺进。

更何况在外贸人民币化的演变下，进出口若以人民币结算，贸易盈余不会对外汇储备有所贡献，因此人民币也就不会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取得贸易盈余以后，在汇回美元收入并转换为本币的过程中让本币升值的现象。

所以贸易盈余兼人民币国际化的组合成为了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牵制，催生人民币贬值的大概率，而后者却也反向牵制着人行执行货币量化政策以提振国内需求的决心。

人行从去年年初禁止金融机构购买中国长期债券，直到年末本身停止购买长期债券，担忧的就是长期债息会因此过低，和美息利差过大，而形成人民币巨大卖压。

美式失衡

当我们回看美式贸易失衡，那是美国以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吸纳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结果，而随着美国贸易赤字出现的净资金流入也造就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常蓬勃。

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盈余累积大量美元储备，而美元储备犹如抵押，促进了美资在政治法规有别的发展中国家投入生产，形成国际生产链。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美国的市场准入仿若全球公共财，为欧洲的战后重建、冷战期间的日韩台经济发展、冷战后的东亚奇迹，甚至是中国入世贸以后的经济增速提供了空间，尽管如此结构导致美国经济金融化且制造业空洞化，最终引来美国国内反扑，开放市场准入成了政治禁忌。

相反的，中国式贸易失衡却是以产品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为基础，对外投资也以国内生产链为本，而非跨国生产链，因此对外投资会强化贸易盈余，至于基建投资也往往附上借贷融资，形同金融资金外流，进一步强化贸易盈余。

如此的失衡难以永续，并不是说贸易盈余无法持续，而是类似失衡不仅压缩着中国国内施政空间、扭曲经济结构，也将造成他国制造业空洞化、债务缠身，最终触发发展中国家的反扑，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战略或经济层面上皆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