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之前，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员工都是靠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来降低沟通成本，但协调的缺乏导致这些技术相当难以使用：发一封电子邮件不难，但却无法确知对方何时回复，同时人们也不愿意摒弃各类旧习气，比如在与会者眼中虚拟会议都是为那些不那么要紧的议题准备的。

往大了说就是低需求阻碍了产品开发，致使许多工作场所应用程序还存在极大改进空间。

但通过迫使所有经济部门实施虚拟办公，疫情解决了许多先前存在的协调问题。

这些部门中的所有成员都不得不投资于新技术并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同时鉴于大家都处于同样的境地，也不会有人再去贬低虚拟会议，而更好的一点则是那些工作场所应用程序正日益变得简单易用。

在美国，谷歌等公司和美联储等政府机构都采纳虚拟工作场所，还宣布将在疫后继续让大批员工保持远程工作。

企业员工各得其所

这是有道理的：企业降低了自身场地开销，员工则在工作时间和居住地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更少的上下班通勤也意味着更少的空气污染和城市拥堵。

相比之下，中国的许多行业在过去一年都能相对正常地运作，因此既没有全面转向虚拟工作，也没有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工作场所模式进行广泛讨论。

但矛盾之处在于，这种很可能被中国舍弃的益处对其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可能高于欧美。

比如说，虚拟技术可以降低许多打工者的生活成本。

在中国城市里养育孩子的费用极其高昂。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均价为每平方英尺1453美元（约5957令吉），而一名全职员工的年均工资收入才1.2万美元（约4.9万令吉）左右。

更可怕的是这些地区的典型专业人士都遵循着“996”工作模式：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6天——也就是每周工作72小时。

中国生活成本太高

相比之下纽约市住宅均价每平方英尺1438美元（约5896令吉），人均年收入为7万4834美元（约30万6819令吉），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3小时。

结果就是中国的城市居民必须比同样处境的美国人干更多的活，收入更少，却要承担类似的房价。

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城市父母的时间也极为捉襟见肘。

因为中国小学生平均每周得花17个小时做家庭作业，另外还得有6个小时参加补习，父母需拿出大量时间来引导和监督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带孩子参加更多活动或额外辅导的话则需时更长）。

而对许多人来说远程办公可彻底改变这个局面。

此外，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2017年估计有124万人因此丧生。有时空气质量甚至恶劣到学校必须停课。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生育率和减少污染。

2016年时它用针对所有城镇居民的二胎政策取代了原本的一胎政策。

而其他包括低成本公立学校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在内的家庭支持政策也已经到位。

但即便采取了上述措施，最近报道的数据却显示中国的出生率——特别是城镇地区出生率——已经下降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政府一直在逐步将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迁出大城市，同时想方设法对汽车所有者征税。

北京的汽油价格约为1美元/升（大概相当于4美元/加仑），而纽约则为0.9美元/升。上海的车牌费用约为1万4000美元，纽约为25美元。

可解决两大难题

为了进一步减少汽车的使用，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投资了超过1.3兆美元（约5.3兆令吉）并以此建成了全球最好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之一。然而，这些政策仍不足以抵挡越来越多有能力购车并想开车上下班的中国城市居民。

在中国GDP于2000至2018年间实现年均增长9.2%的同时，其城镇人口数量也从大约4.53亿增加到了8.24亿，其中还包含6个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

推广虚拟工作场所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的人口和环境挑战。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明摆着的：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

更多的远程办公将减少育儿和住房成本，使更多家庭能够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

无需通勤的父母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而通勤者数量的减少则有助于降低空气污染。

隐含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那些已经尝试过远程办公的中国企业发现，无论把工作地点选在哪里，某些岗位的生产力水平都是相似的，同时当前的疫情也已经证实了减少通勤所带来的许多环境效益。

为了确保汽车数量不会在疫情后向郊区迁移的过程中增加，政府应该将公共交通扩展到这些地区。

增加虚拟工作或许能成为解决中国两个最大难题——城市生育率下降和空气质量恶化——的一种创造性手段。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应尽可能地允许更多员工远程办公。

这是一个可以根据企业和员工的个性化需求灵活实施的低成本策略，但却可能隐含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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