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消费社会困兽斗/Project Syndicate

中国的工程实力非同凡响。从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友好城市,再到航天系统和高速列车,该国在先进物质资本方面的惊人积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然而,这些供给侧的实体工程成就却并未转化为需求侧的社会工程努力,尤其是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脱节状况源自于强调稳定和控制的现代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的“终极生产者”,但却未能成功揭示中国消费者的DNA。

政府强制指令下的社会工程,与塑造了西方人类行为和消费模式的激励式、放任自流和个体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40%,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数字约为65%,中国那些关于消费者主导型再平衡的言论一直以来都鲜有实效。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记录了美国消费社会的基因。其主要特征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向上流动、开放沟通和信息的传播、个人主义和选择自由、生活方式的不平等减少、代际财富转移以及最终选举政治代表的能力。

西方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渴望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主张。

技术极权主义兴起

这就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与现代消费文化格格不入?

面对中国新出现的技术极权主义,这个问题似乎更加切中要害,因为它似乎与消费主义所依赖的基本自由相矛盾。

新近出现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面部识别和其他形式的监控),再加上社会信用体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与我们在西方所熟知的消费社会完全是两个样。

归根结底,动用国家机器对生产者施加影响,这可以追溯到该国生产者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严格管控的早期岁月,远比赋予消费者基本自由要容易得多。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钟摆从曾经充满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私营部门转向国有企业,这种情况再次成为了现实。

中国政府过去十年间对本国社会的日益严控,与刺激消费的目标背道而驰。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台后不久,便发起了一场旨在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种“坏习惯”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在他看来,这些习惯正是导致中国社会堕落和中国共产党腐败的关键原因。

这项工作最初被视为习近平标志性反腐运动的分支,但后来却逐渐独立了出来。

2021年习近平又加大了打击不良习惯的力度,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打击,不仅针对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中国企业家,还针对与电子游戏、网络音乐、粉丝文化和私人辅导相关的所谓过度生活方式。

无法容忍西方消费主义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表明,中国当局几乎无法容忍西方消费社会DNA中所蕴含的可能性和乐观主义观念。

这种宏图大志与监管思维不匹配的另一个例子,则是中国为解决劳动力萎缩背后人口问题的反复尝试——由于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该国劳动力数量将在本世纪末之前下降。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多项提高出生率措施,包括改善生育支持、扩大托儿能力以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其他努力。但这只是2015年实施二胎政策和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后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而已。

生育率仍低

尽管出台了这些举措,但中国的生育率仍远低于每名育龄妇女2.1个活产婴儿的更替率。民意调查数据指向了有两个原因:对育儿费用急剧上升的担忧,和根深蒂固的小家庭文化规范。

后一点凸显这个问题的行为学方面——即年轻一代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胎化家庭。人们对政府试图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抵制,与对政府推动增加消费者需求的抵制并无二致。

将恐惧转化为信心

释放中国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将恐惧转化为信心,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塑造家庭决策的思维方式。

而这正是政府遇到阻碍的地方:激励人类行为与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或国有企业投资房地产可完全不一样。

虽说我是在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问题,而经验也告诉我此类问题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审视。

但即便如此,对消费的促进还是关乎人类体验的本质: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与作为西方社会底色的向上精神相悖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消费文化?

中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取决于这些对人类行为的深入思考。

最近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暗示政府即将出台另一项大规模消费刺激政策。

但如果中国当局还是一门心思加强对社会规范和人类精神的控制,那么从家电以旧换新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有的刺激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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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硬碰预算难题/Project Syndicate

关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于1月20日就职后,美国乃至世界可能(也可能不)迎来的混乱局面,人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揣测。

没人知道特朗普宣称的那些议程有多少是“来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向其支持者展现政治姿态,向敌人宣示力量,或者是针对国会以及各种外国朋友和对手之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但无论特朗普怎么吹嘘,或是他的信徒们如何想扭曲现实,当政府在未来几周触及联邦债务上限时,他也没办法改变算数法则。

政府赤字是年度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而国债则是过去赤字的总和。这些事实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因为美国存在法定债务上限,也就是根据法律美国的借钱数额是有限制的。

去年12月28日,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耶伦发布了正式通知,指出债务额将在“1月14日至1月23日”触及上限。

作为特朗普(在马斯克的支持下)拒绝接受先前达成之协议的回礼,拜登可以通过采取“非常规”措施将问题转移给即将上任的政府;特朗普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迟清算日期,但也没法拖太长时间。

鉴于美国去年11月财政赤字高达3670亿美元(约1.65兆令吉),2024年财政赤字高达月均1500亿美元(约6750亿令吉),目前的债务上限很快会被突破。

圣诞节协议中为灾难和紧急支出增加的1100亿美元(约4950亿令吉)左右,不会让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与此同时,那些共和党极端分子坚持不提高上限,意味着这笔赤字必须完全被消除。

如果特朗普无法得到全体共和党人的支持,他就得通过一项针对债务上限和未来赤字的新协议来拉拢一些民主党人。

但如果提高债务上限只会让特朗普通过大规模且不公正的减税来回报马斯克和其他寡头的支持,民主党人又为什么要对此表示赞同呢?

赤字债务国会博弈

国会围绕赤字和债务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只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将面临预算难题的一个方面,而税收则是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真心想要办到的,那肯定就是削减企业和亿万富翁的税收。

他们的指导“原则”是永久保留特朗普上个任期内签署的各项鲁莽减税政策——其中许多将在2025年底到期——并进一步降低美国企业的税收。

大多数估算表明,这将使国债增加7.5兆美元(约33.75兆令吉),而美国跨党派研究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最高估计值,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

当然,特朗普政府会承诺创造一些经济增长奇迹,并搬出那些声称因减税流失的收入,可以被由此产生的其他收入补足的老掉牙论调。

但不要忘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2017年减税后没有,里根在1980年代减税后也没有。

不增赤字如何减税?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首轮实施的税收政策,已经预计将在十年内耗资1.9兆美元(约8.55兆令吉)。在这个基础上,除非出现一位财政魔术师,或是史无前例的预算欺诈行为,否则不可能将7.5兆美元(约33.75兆令吉)变成0。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三难困境的第三个方面:削减开支。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开支,都不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而是用于社会保障等就连大多数共和党人也不愿削减的各类项目。此外,近一半的可支配开支,被用于国防这个共和党人极其重视的预算项目。

因此,非国防类的任意支配开支只剩下大约7500亿美元(约3.37兆令吉)。

为了消除赤字,特朗普必须取消所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自由裁量项目——不仅仅是教育部,还有国家公园和他的政府需要借以执行其严厉反移民政策的各个国土安全机构。

但即便如此,在实施减税之前,他每年仍会面临1兆美元(约4.5兆令吉)的缺口,一旦有那么几个数共和党议员信守自己不增加赤字的承诺,那么从数学上讲减税就变得不可能。

妥协不会轻易达成

与此同时,特朗普希望欧洲人将国防开支增加到相当于其GDP的5%。但如果国防开支目前相当于GDP的3.1%的美国也这样做(否则就是极端的虚伪),那么每年还得增加约6000亿美元(约2.7兆令吉)支出。

当然,两党仍然有可能对此达成妥协。这将催生一项累进税制改革(收入越高的人缴税越多)以及一些补强那些在数百万美国人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项目的条款。

这不会让鹰派债务人士或特朗普身边寡头们感到高兴,但鉴于超级富豪们不需要各类政府项目(或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为什么不把他们踢出谈判流程呢?

从特朗普的过往记录看,这种妥协不会轻易达成。正如我们在圣诞节前几天联邦政府几乎关门时所看到的那样,其中会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当时的解决方案,是将问题推迟到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那下一个解决方案又会是啥?

随着我们步入新的一年,数亿人的生活和福祉将取决于这一困境能否得到迅速而顺利的解决。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能想要颠覆世界秩序,但他们必须首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只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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