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率断崖式下降，专家纷纷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所有方案都缺乏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性别角色的批判性观点。

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高额育儿成本对生育率的影响，因此  女性因为生孩子而遭受的职业惩罚，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中国政策制定者可以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她今年因研究推进“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性别批判经济学观点，对中国生育率下降有何启示？

首先，越来越多的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文献表明，生育会对未来就业前景和工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这种“为人父母的惩罚”通常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为人母的惩罚”，因为它几乎完全落在妇女身上。数据清楚地表明，有孩妇女的工作收入低于无孩妇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人父母的惩罚约为收入的20%。

经济学家赵耀辉、张晓波和我以这个数字为基准，研究了中国与生育相关的终生收入损失，发现它们总计约为7万8000美元（约36.3万令吉）。

此前，育娃人口研究所研究了中国的生育成本——从配方价格和住房租金上涨到教育相关费用——估计从出生到18岁的账单约为6万6000美元（约30.76万令吉）。这是中国人均GDP的6.9倍，比例远高于美国、法国或德国。

育儿成本140万

但这个数字只考虑了直接成本。如果加上为人父母的惩罚，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平均总成本可能高达14万4000美元（约67.1万令吉）。农村地区可能约为8万4000 美元（约39.1万令吉），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中心则可能超过30万美元（约139.8万令吉）。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货币成本。还有额外的风险，例如离婚率上升和子女监护权分配程序监管不力所产生的风险。

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张静，在考察了700多起涉及监护权的案件后发现， 在13%的情况下，孩子被双亲之一（大多数情况是父亲）强行分离或隐瞒。

中国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是一个新现象，因此这一领域的法律和执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父母亲案件（通常是拥有法定监护权但被剥夺了与子女接触权的母亲）并不罕见。

不满传统婚姻模式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职业女性在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方面，也承受着不公平和不成比例的负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目前为61.1%（远高于全球50%的平均水平），但女性从事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

难怪现代中国女性不愿意生孩子。就像戈尔丁研究的美国职业女性一样，今天的中国女性与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非常不同。

这一代人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和从1999年开始扩大女性大学入学率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们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受益于“改革开放”的遗产和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取得了前几代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成就之后，许多中国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传统模式中，男人是负责养家，是家长，而女人是家庭主妇。她们拒绝接受成为母亲应该是她们的全部身份。

然而，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保持低迷，社会压力再次迫使女性通过恢复以前的角色来“负责任地行事”。父母还敦促女儿结婚生子，以免她们成为“剩女”（27岁以后仍然单身的人）。但这种压力只会增加许多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所承受的负担和躁动。

面对压倒性的要求，许多女性正在做与她们被告知应该做的相反的事情，拒绝结婚。理应如此。只要她们是单身，就不会受迫于生孩子的压力，履行全职专业和家庭主妇的压倒性双重职责。

现代女性无声罢工

这是现代中国女性的无声罢工。

妇女在办公室和家庭工作时筋疲力尽，需要男性挺身而出，分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她们需要更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来处理性别不平等。

因此，解决生育率下降的办法，不能只是物质或货币手法。补贴儿童保育或幼儿园服务很重要，为确保性别平等做更多工作也很重要。

中国的政策和社会价值观应尊重和促进男女在工作和/或家庭中的选择自由。他们需要认识到，许多女性渴望事业成功，他们应该鼓励和庆祝分担家庭和育儿责任的男性。

中国受益于其实现政策目标的非凡力量。如果中国决策者采取考虑更多性别因素的额外措施，可以实现更可持续和健康的生育率，并帮助女性真正“撑起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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