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挑战/Project Syndicate
当中国的GDP增长低于目标时，历届政府都会依赖同样的工具——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其实施细节的正确与否。
在这方面存在两个突出的挑战：首先是融资，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依靠财政支出来协助实现官方增长目标，但他们对中央政府不断上升的杠杆比率和地方政府层面的道德风险感到不安，因此不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来为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
相反当局会动用包括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和卖地收入等其他“预算经费”。这些经费由“自筹资金”补充，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来获取。
这一融资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个资金来源的成本越高昂，它在总融资中的占比就越大。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毫无成本的）一般公共预算所占的份额很小。
据我估计2021年时这个份额为10.2%，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只占0.1%。而通过销售市政债券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要昂贵得多——则占到了基础设施总融资的30%以上。
这些由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使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远远高于必要水平。同时虽然中国选用的这一做法确保了中央政府赤字相对GDP的比例不至于太高，但却给地方政府预算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是非营利性质且无法产生大量现金流。
中央财政保持盈余
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则比地方政府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保有预算盈余，在2021年令人欣慰地达到GDP的5.1%，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9.1%。这一基本模式即使在考虑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之后也能成立。
虽然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确实化解了道德风险，但当前融资结构的高成本、复杂性和缺乏透明度正在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而中央政府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有效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第二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缺乏灵活性。在引入特殊目的债券时它被誉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种透明融资方式。它们（至少与自筹资金相比）相对便宜，因此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采纳。
但由于担心地方政府管理不善，中央政府对特殊目的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首先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行特殊目的债券，而是必须向所属省级政府提交基础设施项目和预算，再由省政府选择提案上报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批准一个项目后，省政府才能发行特殊目的债券并将筹来的资金分配给相关下级行政部门。
资金错配束手无策
然而这些资金在下拨给相关地方政府之时，可能已经不再符合项目需求了，但地方政府和负责建设企业也对这种错配状况束手无策。从市场上筹集资金来填补缺口一般是不允许的。
令现行框架的更加僵化的是分配下来的资金，必须在发放特殊目的债券的当年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同时特殊目的债券必须用其资助的项目所产生的收入来偿还。
由于缺乏灵活性，近年来很大一部分通过特殊目的债券筹集的资金都并未被使用。
中国以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应对低于目标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决定政策的方向只是第一步。抛开诸如新冠清零政策等非经济硬性约束不提，中国还必须通过化解融资不平衡和约束来强化执行。
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考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发行公共债券以及放松特殊目的债券规则，来亲自出手为更大份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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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虚假承诺/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
在这个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捍卫全球化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主张。
但如今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阐明一场贸易战的代价——贸易战有可能加速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因为它实际上是对贸易本身的战争。
而要想有效地挑战美国政府保护主义议程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首先清楚而具体地理解它。
特朗普的4大论点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制度基于四个论点。
1. 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
首先，关税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具体来说是协助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赤字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目前相当于GDP 6.4%的联邦赤字比率，到2035年时仍将保持在6%以上，明显高于3.8%的50年平均水平。
高赤字可能会限制美国政府维持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关键福利项目的能力。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发誓要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降至3%，并将关税收入作为主要工具。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可以从目前免征联邦税的进口商品中获得收入。同时鉴于美国政府错失了本可通过在本国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征收的所得税和企业税。而理论上关税可以抵消这些损失。
2. 对等
支持关税的第二个论点是对等。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出口商品通常要缴纳高额关税和税收，但别国商品在进入美国时面临的障碍却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特朗普政府完全有理由利用同等水平的关税来为美国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3. 美国制造业回归
第三，支持者认为，关税将保护国内产业，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过往几十年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致使生产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通过激励本地制造业，关税将推动再工业化和就业增长。
4. 重新平衡经济
关税还经常被描绘成重新平衡经济和分配全球化成果的一种手段，因为全球化给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根据这一观点，关税将有助于恢复那些已经忍受了数十年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对全球供应链不信任
但实施关税的理由不仅仅是经济再平衡和创造就业。关税倡导者认为全球供应链脆弱且不可靠，同时美国对其的依赖也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依赖其他国家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提供半导体、食品和药品等关键商品会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在他们看来关税不仅关乎竞争力，还关乎韧性和主权。
当然，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各国应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当今的经济现实。
伤害中产阶级
以关税会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为例。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关税也会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给购买力有限的低收入家庭造成过重负担。实际上关税将伤害其旨在保护的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
此外，如果消费者从进口商品转向美国制造，那政府的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费转向——也是关税支持者声称追求的结果，将削弱关税作为联邦收入可靠来源的理据。
然后是对等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升级，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接近3000亿美元的中国。
除了推高物价，这些冲突还可能限制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商品，减少消费者的选择。
正如亚马逊总执行长安迪·贾西（Andy Jassy）最近指出的那样，许多供应商只会将新增成本简单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削弱竞争力
同时，利用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需要政府提供巨额补贴以重建和支持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全球竞争影响将削弱其创新和发展动力，最终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这种做法还低估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将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
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人们普遍认为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数以万计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加剧了大萧条。
该法案扼杀了贸易，减缓了经济增长，大大推迟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动荡。
重蹈50年前覆辙
在关于关税利弊的持续辩论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回到过去50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既不可行，在政治上也不现实。
虽然识别和驳斥关税倡导者的主张是有益的第一步，但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必须更进一步去阐明一个特朗普保护主义议程的可信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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