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谈及中国经济，25年来我一直都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如今我却对此充满了怀疑。中国政府已经对其朝气蓬勃的科技部门——也是该国新经济的引擎——实施了致命打击。

它最近采取的行动展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症结：国家对动物精神的掌控。而中国梦，亦即习近平主席提出在2049年建成“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愿景，也可能因此搁浅。

起初，在当局向态度不甚恭敬的马云——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释放严厉信号时，它关注的似乎只是某个下不为例的个人问题。

2020年10月底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上，不合时宜地批评了中国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当铺”心态，这触碰了中国领导人的底线。

次月初，阿里巴巴旗下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破纪录的340亿美元（约1428亿令吉）首次IPO在最后48小时内被叫停。五个月后，该集团又因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领到了创纪录的28亿美元（约117.6亿令吉）罚单。

如今厄运又降临到了滴滴出行头上。这个类似于优步（Uber）的中国乘车出行服务竟敢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44亿美元（约184.8亿令吉）——尽管有传言说有中国官员表示反对。

在迫使滴滴从中国互联网平台上下架超过25个App后，关于可能超过早前阿里巴巴金额的罚款甚至可能退市的说法甚嚣尘上。

续打击科技企业

此外有迹象表明还会有其他许多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受到打击，包括腾讯（互联网企业集团）、美团（食品配送）、拼多多（电子商务）、满帮集团（卡车打车App货车帮和运满满）、看准科技集团旗下的Boss直聘（招聘），以及好未来教育集团和高途课堂等在线个人辅导企业。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高调打击加密货币之后发生的。

消费者也是受害者

中国的反科技运动似乎并不缺乏理由——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加密货币）这些理由还相当正当。

鉴于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对大数据（也是推动其人工智能发展的高速燃料）的所有权诉求，数据安全这个最常被提及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

贼喊捉贼？

但这也有不免有些贼喊捉贼的意味，因为很多数据都是在中国这个监控国家的暗中盯梢下收集得来的。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理由，因为行动总可以在事后被解释或合理化。问题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利用全副监管力量来扼杀本国经济中最具活力部门的商业模式和融资能力。 

对科技企业的攻击也不是限制私营经济的唯一例子。中国的消费者也是受害者。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尚未完善的退休收入和医疗保健社会安全网，使得家庭不愿将手中的预防性储蓄转化为机动车、家具、家电、休闲、娱乐、旅游以及其他更成熟消费社会项目的可支配支出。

当然，这些活动的绝对规模，正如中国的一切事物那样，都是很大的。但是作为其整体经济的一部分，家庭消费仍然不及GDP的40%，而这一份额也是目前为止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小的。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种使其广大民众为储蓄和消费模式转型做好准备的信心文化。只有当家庭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更加安心时，他们才会拓宽自身视野并接纳更能刺激经济扩张的生活方式。

如果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再平衡最终想要取得成功，那么就必须要实现这一点。

中国需要动物精神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是一切经济的关键支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都认为信心是更广泛“动物精神”理论的基石。

这一概念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代推而广之，被认为是一种使总需求远远超出个人收入或企业利润基础的“自发行动冲动”。

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精髓。而对于以基于市场的社会主义混合模式运作的中国来说，动物精神的作用方式则有所不同。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在指导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仍需信任基础

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一个信任的基础——对领导层优先事项一致性、透明治理和明智监管的信任——才能蓬勃发展。

现代中国缺乏这种支撑动物精神的信任基础。

虽然这向来都是中国迈向消费主义的阻碍因素，但现在不信任正悄悄在商业部门中蔓延，因为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攻击与它们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成长壮大所需的创造力、能量和艰苦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我经常提出要关注恐惧驱动下的预防性储蓄，因为这是消费者主导型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

但当局最近针对科技行业的举措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中国新经济的创造力将被耗尽，而长期承诺的本土创新激增局面也将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动物精神的日益匮乏可能会对我自己长期以来对“下一个中国”的乐观预测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打击——这是我过去11年在耶鲁大学教授的课程名称。

但正如我在第一节课上告诫学生的那样，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可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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