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靠花钱摆脱困境/Project Syndicate
中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不断攀升，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进步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中国为应对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当于其GDP的12.5%），视为一项各国政府都应效仿的凯恩斯式大胆创举。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也对该国大加赞赏，而受益于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繁荣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如此。
但随着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开始浮现。大规模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无疑是有效的，但它也扭曲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为该国当前的许多问题埋下了祸根。
这促使人们对政府在经济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重新评估。而事实证明国家的过多控制往往弊大于利。
过多控制弊大于利
当然，中国最初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底启动并持续到 2010 年，并没有标志着政府支持的终结。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在账外借款和为地方城建公司债券提供事实担保，中国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提供了大量支持，并将经济刺激政策延长了十年。
这两个部门因此也大概占据了当前总需求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了欧盟、日本和美国的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熊伟及其合著者，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中国政府的长期刺激政策对私营部门活动的影响状况，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见解。
通过分析本地数据，他们发现2002-2008年间各省的GDP增长，与企业利润和零售额都存在强相关性，这与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期相反，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关性在2011-2019年间完全消失了。
同一篇论文中的相关分析，还发现城市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作为对照——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相当强劲，但却在随后几年显著下降。
建筑回报续递减
这些发现与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杨元辰早前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相吻合，该报告认为中国建筑业的回报，在经过多年过度建设后持续递减。目前这已造成住房供应过剩，导致许多城市房价重挫。
鉴于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官方公布的GDP增长数据，继续徘徊在5%左右，因消费需求崩溃引发的通货紧缩状况也就不足为奇。
西方分析人士经常哀叹中国政府不愿推出旨在刺激消费需求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比如美国在冠病疫情期间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熊伟及其合著者所强调的一个关键点：中国是一个混合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发达国家。
多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可以用经济快速增长来为现状辩护。但如今这一论点的分量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用会计伎俩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来掩盖经济的潜在弱点，早晚是行不通的。
而恢复增长的唯一可持续途径，是让在过去十年间强行巩固了自身权力的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移交给私营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也使中国更迫切地要去恢复私营部门活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部分，也是该国提高生产率和摆脱当前困境的最大希望。
须寻找新增长点
但随着出口引擎逐渐熄火，政府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只有私营部门准备好了应对这一挑战。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钦佩，但2008年后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并不像许多进步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取得了绝对的成功。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警示。
此举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不断攀升，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公共债务额，将超过GDP的100%，如果算上企业和家庭负债则将超过300%。
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的低利率使债务负担可控，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国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与日本一样，中国也可以通过金融抑制措施长期保持低利率，但代价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而日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径最终可能通向何方。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富有创意且精明强干，但目前的一些问题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能否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或者中国会否沦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个受害者仍然是未知之数。
但是希望重复2008年的做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精心策划的刺激消费性措施或许有所帮助，但前提是它应当通过私营部门的需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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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虚假承诺/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
在这个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捍卫全球化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主张。
但如今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阐明一场贸易战的代价——贸易战有可能加速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因为它实际上是对贸易本身的战争。
而要想有效地挑战美国政府保护主义议程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首先清楚而具体地理解它。
特朗普的4大论点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制度基于四个论点。
1. 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
首先，关税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具体来说是协助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赤字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目前相当于GDP 6.4%的联邦赤字比率，到2035年时仍将保持在6%以上，明显高于3.8%的50年平均水平。
高赤字可能会限制美国政府维持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关键福利项目的能力。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发誓要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降至3%，并将关税收入作为主要工具。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可以从目前免征联邦税的进口商品中获得收入。同时鉴于美国政府错失了本可通过在本国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征收的所得税和企业税。而理论上关税可以抵消这些损失。
2. 对等
支持关税的第二个论点是对等。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出口商品通常要缴纳高额关税和税收，但别国商品在进入美国时面临的障碍却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特朗普政府完全有理由利用同等水平的关税来为美国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3. 美国制造业回归
第三，支持者认为，关税将保护国内产业，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过往几十年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致使生产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通过激励本地制造业，关税将推动再工业化和就业增长。
4. 重新平衡经济
关税还经常被描绘成重新平衡经济和分配全球化成果的一种手段，因为全球化给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根据这一观点，关税将有助于恢复那些已经忍受了数十年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对全球供应链不信任
但实施关税的理由不仅仅是经济再平衡和创造就业。关税倡导者认为全球供应链脆弱且不可靠，同时美国对其的依赖也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依赖其他国家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提供半导体、食品和药品等关键商品会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在他们看来关税不仅关乎竞争力，还关乎韧性和主权。
当然，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各国应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当今的经济现实。
伤害中产阶级
以关税会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为例。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关税也会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给购买力有限的低收入家庭造成过重负担。实际上关税将伤害其旨在保护的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
此外，如果消费者从进口商品转向美国制造，那政府的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费转向——也是关税支持者声称追求的结果，将削弱关税作为联邦收入可靠来源的理据。
然后是对等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升级，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接近3000亿美元的中国。
除了推高物价，这些冲突还可能限制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商品，减少消费者的选择。
正如亚马逊总执行长安迪·贾西（Andy Jassy）最近指出的那样，许多供应商只会将新增成本简单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削弱竞争力
同时，利用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需要政府提供巨额补贴以重建和支持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全球竞争影响将削弱其创新和发展动力，最终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这种做法还低估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将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
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人们普遍认为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数以万计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加剧了大萧条。
该法案扼杀了贸易，减缓了经济增长，大大推迟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动荡。
重蹈50年前覆辙
在关于关税利弊的持续辩论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回到过去50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既不可行，在政治上也不现实。
虽然识别和驳斥关税倡导者的主张是有益的第一步，但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必须更进一步去阐明一个特朗普保护主义议程的可信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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