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

事实上早在2016年，安邦智库（ANBOUND）就发表了中国从“投资社会”/“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的研究。

安邦当时在研究中指出，在经历了“世界工厂”的发展积累之后，中国将从“投资社会”/“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在未来的消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主驱动轴”将发生切换，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消费，而不是来自于投资。

在消费社会，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将会有很大调整。全能型、主导型的政府角色将会有很大变化，“政府说了算”将让位于“市场说了算”，政府将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变成服务提供者和环境维护者。

同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掌控将会弱化，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消费社会，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保障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消费社会的基础保障制度。

全球化崩塌

安邦智库的追踪显示，从2000年至2023年的24年中，最终消费有15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投资在其余9年里的贡献率超过消费。

要指出的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消费的年份，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遭遇内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出重手以投资拉动经济之时。

比如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四万亿”政策；在2020年受疫情冲击，中国消费急剧萎缩，投资的贡献率急升。

一旦中国政经形势恢复常态，消费立刻回归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

就此而言，克鲁曼对中国发展消费的建议，实际上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中已经基本实现。从中国的政策来看，也早已接受了消费是中国经济第一支柱的看法。

近几年逆全球化的浪潮涌起，再加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加速了传统全球化的崩塌，推动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构。新形势下，本土化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布局成为新趋势。

形势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生产制造的重视和强调。安邦估计，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24年消费的贡献率可能有所降低，但作为主导贡献力的地位不会有结构性的变化。

消费信心不足

但是，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能力受损，的确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

从2022年底中国政府放开疫情管控至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与消费信心不足、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低迷有关。

从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速变化来看，总体增速出现了趋势性的放缓。尤其是冠病疫情爆发后的这几年，消费增长受到了明显打击。

因此，克鲁曼认为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忽视消费，仍然执着于生产，也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单一依靠投资，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做一个“投资社会”和“生产社会”；但是，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变成一个高度依靠消费的“消费社会”。

未来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投资社会”/“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相对均衡的经济结构。

安邦智库（ANBOUND）创建于1993年，是一家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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