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亚洲沉浸在否认情绪中/Project Syndicate

在最近美国大选后的亚洲之行中我造访了香港、深圳、北京和新加坡,而看到的却只有否认。从全球股市飙升中得到了启发的亚洲人正想方设法去无视国内外的各类问题,希望它们能凭空消失。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而在面临这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之际,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前景进行正面宣传的力度。股市情绪的改善成为了我与人交流时的首要话题——截至10月8日,沪深300指数较9月13日的低点上涨了35%。

然而这种(现已部分回落的)反弹完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股市信号也敢信?

当然股市一直背负着释放错误信号的骂名。这在熊市中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打趣说股市“预测了(美国)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

日本股市臭名昭著的“死猫反弹”更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989年12月至1998年9月期间,日经225指数在累计下跌66%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四次平均幅度达34%的反弹。

尽管如此,中国人依然将近期的股市上涨视为最新刺激计划即将引发强劲经济复苏的证据。

警告成为禁忌

这种与日本的对比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与一位中国高级监管官员的对话尤为令人沮丧。

他承认对房地产和股市剧烈下跌、不断累积的债务、初步显现的通缩迹象、生产率低迷和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感到担忧。但当我指出这些都是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典型特征时,这位官员迅速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我并未提及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上一位“中国权威人士”发出的警告:中国可能陷入类似日本的困境。我也没有提到温家宝总理2007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精准描述。

不局限于中国

尽管多年来在中国反复提到过这些观点,但这次我选择保持沉默。或许我仍在为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被组织者禁止发言感到不快——他们只想听“中国好故事”。

然而这波亚洲否认潮里可不只有中国不愿承认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鉴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并一再重申)要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分别征收高达20%和60%的关税,但令我尤为吃惊的是亚洲倾向于忽视这一承诺落实后可能带来的贸易冲击的负面后果。

亚洲对此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只是在虚张声势以争取尽早达成协议,毕竟他在2018-2019年的第一次对华关税战中就采取过类似手段,并在2020年最终签署了效果不佳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期待习特会

在当前的经济疲软状态下,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将比当时更加顺服。

亚洲各地都在热议可能在2025年初举办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认为这将为另一次美中协议铺平道路。

这让人回想起了2017年的情景。当时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峰会,在海湖庄园和北京举行了豪华晚宴。

被紫禁城的历史氛围所深深打动的特朗普充满温情地对习近平说:“我对你感到无比亲近。”

许多人预计他们将抓住一个高光时刻去再次迅速达成协议,或者至少启动可能达成协议的进程。

香港再次伟大?

亚洲的记忆显然相当短暂。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杯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份关于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报告——这份报告随后成为了特朗普2018-2019年关税议程的蓝本。

尽管场面热烈,紧随2017年峰会之后的却是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贸易战——这与那些痴迷于交易的亚洲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不太一样。

这种否认同样在香港展现得淋漓尽致。距我在《金融时报》发表备受争议的《我只能痛心地说香港已经完了》一文已过去了九个月。

在恒生指数出现类似于沪深300指数那种反弹的背景下我被屡次问及是否改变了看法。当我重申对二月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大问题——香港与疲软的中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中美冲突的夹击,以及2019年示威后日益灰暗的政治氛围的忧虑时,我那些彬彬有礼的东道主们翻了翻白眼。其中一人甚至送了我一顶印有“让香港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棒球帽。

我一直都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学的框架来诊断美中对抗,认为其具有典型的相互依赖特征。

而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们则提醒了我在此次亚洲之行中所目睹的另一点:否认是人类最强大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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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硬碰预算难题/Project Syndicate

关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于1月20日就职后,美国乃至世界可能(也可能不)迎来的混乱局面,人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揣测。

没人知道特朗普宣称的那些议程有多少是“来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向其支持者展现政治姿态,向敌人宣示力量,或者是针对国会以及各种外国朋友和对手之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但无论特朗普怎么吹嘘,或是他的信徒们如何想扭曲现实,当政府在未来几周触及联邦债务上限时,他也没办法改变算数法则。

政府赤字是年度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而国债则是过去赤字的总和。这些事实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因为美国存在法定债务上限,也就是根据法律美国的借钱数额是有限制的。

去年12月28日,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耶伦发布了正式通知,指出债务额将在“1月14日至1月23日”触及上限。

作为特朗普(在马斯克的支持下)拒绝接受先前达成之协议的回礼,拜登可以通过采取“非常规”措施将问题转移给即将上任的政府;特朗普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迟清算日期,但也没法拖太长时间。

鉴于美国去年11月财政赤字高达3670亿美元(约1.65兆令吉),2024年财政赤字高达月均1500亿美元(约6750亿令吉),目前的债务上限很快会被突破。

圣诞节协议中为灾难和紧急支出增加的1100亿美元(约4950亿令吉)左右,不会让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与此同时,那些共和党极端分子坚持不提高上限,意味着这笔赤字必须完全被消除。

如果特朗普无法得到全体共和党人的支持,他就得通过一项针对债务上限和未来赤字的新协议来拉拢一些民主党人。

但如果提高债务上限只会让特朗普通过大规模且不公正的减税来回报马斯克和其他寡头的支持,民主党人又为什么要对此表示赞同呢?

赤字债务国会博弈

国会围绕赤字和债务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只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将面临预算难题的一个方面,而税收则是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真心想要办到的,那肯定就是削减企业和亿万富翁的税收。

他们的指导“原则”是永久保留特朗普上个任期内签署的各项鲁莽减税政策——其中许多将在2025年底到期——并进一步降低美国企业的税收。

大多数估算表明,这将使国债增加7.5兆美元(约33.75兆令吉),而美国跨党派研究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最高估计值,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

当然,特朗普政府会承诺创造一些经济增长奇迹,并搬出那些声称因减税流失的收入,可以被由此产生的其他收入补足的老掉牙论调。

但不要忘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2017年减税后没有,里根在1980年代减税后也没有。

不增赤字如何减税?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首轮实施的税收政策,已经预计将在十年内耗资1.9兆美元(约8.55兆令吉)。在这个基础上,除非出现一位财政魔术师,或是史无前例的预算欺诈行为,否则不可能将7.5兆美元(约33.75兆令吉)变成0。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三难困境的第三个方面:削减开支。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开支,都不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而是用于社会保障等就连大多数共和党人也不愿削减的各类项目。此外,近一半的可支配开支,被用于国防这个共和党人极其重视的预算项目。

因此,非国防类的任意支配开支只剩下大约7500亿美元(约3.37兆令吉)。

为了消除赤字,特朗普必须取消所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自由裁量项目——不仅仅是教育部,还有国家公园和他的政府需要借以执行其严厉反移民政策的各个国土安全机构。

但即便如此,在实施减税之前,他每年仍会面临1兆美元(约4.5兆令吉)的缺口,一旦有那么几个数共和党议员信守自己不增加赤字的承诺,那么从数学上讲减税就变得不可能。

妥协不会轻易达成

与此同时,特朗普希望欧洲人将国防开支增加到相当于其GDP的5%。但如果国防开支目前相当于GDP的3.1%的美国也这样做(否则就是极端的虚伪),那么每年还得增加约6000亿美元(约2.7兆令吉)支出。

当然,两党仍然有可能对此达成妥协。这将催生一项累进税制改革(收入越高的人缴税越多)以及一些补强那些在数百万美国人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项目的条款。

这不会让鹰派债务人士或特朗普身边寡头们感到高兴,但鉴于超级富豪们不需要各类政府项目(或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为什么不把他们踢出谈判流程呢?

从特朗普的过往记录看,这种妥协不会轻易达成。正如我们在圣诞节前几天联邦政府几乎关门时所看到的那样,其中会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当时的解决方案,是将问题推迟到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那下一个解决方案又会是啥?

随着我们步入新的一年,数亿人的生活和福祉将取决于这一困境能否得到迅速而顺利的解决。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能想要颠覆世界秩序,但他们必须首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只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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