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局货币政策的鹰派转向，往往会加大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经济压力。

1990年代初美联储猝然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引发了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

2013年美联储发出了希望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又触发了被称为“缩减恐慌”的主要新兴市场抛售。

考虑到该地区的过往经历，人们可能会预期东盟+3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加上中国（包括香港）、日本和韩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会对美联储的日益鹰派感到尤为焦虑。

事实上，美联储最近为遏制持续高位通胀所做的努力，已经引发了对区域金融危机的担忧——类似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但美联储当前行动对该地区的影响，并不会像1990年代末那样大。

当今的东盟+3经济体已经变得更强大也更耐扛，大大降低了发生1997年式金融崩溃的可能性。

1997年那场危机，主要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和资本流动的急剧逆转共同造成的，而触发点则是对泰铢和其他区域货币的投机性攻击。

经济实力壮大

东亚经济体在危机发生前曾经历过一段（由激增的资本流入和过度外国贷款提供资金的）快速增长期，但却缺乏健全的监管和政策。

大多数亚洲货币仍然与美元挂钩，银行监管框架较为简单，资本缓冲比率也很低。

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帮助东盟+3经济体重建了资产负债表，巩固经济基本面并建立了健全监管框架。

在驾驭不确定性和管理冲击方面更加娴熟老练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构建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多层次8.8兆美元（约38.7兆令吉）金融安全网。

除了合共7兆美元（约30.8兆令吉）的外汇储备之外，东盟+3经济体如今还可以依靠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等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来应对挑战。

近年来大多数新兴东盟+3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都有盈余。

相比之下，当年那些受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在之前几年间，一直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并依赖外部资金。

东盟四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泰国）除了印尼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少量经常账户赤字之外，其他三国在同一时期都实现了经常账户盈余。

银行抗御能力更强

此外，该地区的银行也已经变得更为健全且更具抗冲击能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用巴塞尔条例以来，它们普遍资本充足并备足流动资金缓冲。

因此，银行在步入冠病疫情时期时一般都具备良好财务基础，允许它们在必要时动用其监管性和反周期缓冲资本。

此外，东盟+3地区的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规模，已经从2000年时相当于GDP的74%，增加到今年的123%。

资本净流出温和

有了以当地货币借款的能力，各国的债务就不会再像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样，面临货币错配的风险。

同样，近年来资本流动也没有像前两次金融危机前那样涌入该地区。迄今为止东盟四国市场的资本净流出相对温和，资本流入主要是相对稳定的直接投资。

以韩国为例，由于投资者认为该国债券是相对安全的资产，所以在冠病期间投资组合的流入量还有所增加。

最后，东亚经济体——特别是受危机影响的东盟四国经济体和韩国——不再实行严格的汇率挂钩制度，允许其货币波动并根据市场力量进行调整以缓冲冲击。

而少数仍将本币与美元或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经济体，则通过强大外汇缓冲和审慎财政政策，设法抵御投机性攻击。

区域仍有一些弱点

无可否认，整个地区依然会存在一些弱点。

冠病疫情尚未结束，各个经济体的复苏轨迹，将取决于其适应和抓住新机遇的能力。

美国的货币紧缩，可能会对东盟+3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各不相同的负面影响，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引发类似于2013年缩减恐慌式的投资组合资金外流。

近几个月投资者抛售了韩国和菲律宾的股票，并减少了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债券头寸。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资金外流相对较少，并没有威胁到金融稳定。

中国的预期经济回升，也将有助于该地区的复苏，正如1997年和2008年危机之后那样。

中国料将反弹

据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2年下半年触底反弹并重获动力，尽管存在重大下行风险，但预计全年增长率仍将将达到4.8%左右。

美国利率上升可能会导致一些资本外流和东盟+3经济体的借贷成本上升，但是全面爆发1997年式的金融危机仍然不太可能，因为该地区已经学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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