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代人终究要让位给下一代人一样，新一代全球挑战也将取代原有全球挑战的位置。

百年一遇的2019年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危险新病毒随时可能浮出水面的风险——还远不是唯一的例子。

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信息技术和数据有时会被恶意利用，或者被用于网络战。

即便是今天飞涨的粮食价格和日趋严重的全球饥饿，也可以被归咎为未能实现开源技术的广泛传播。

我们似乎生活在永久的危险状态中。危机已不再是仅仅影响少部分人的孤立的尾部风险事件。它们更为频繁、多维且相互依存，而且——因为它们能跨越国家边界——因此，有可能同时影响所有人。

此外，它们牵扯到如此之多的外部因素，以至于市场和国家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解决它们。

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取决于能否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目前所运行的国际体系却无法足量提供。

例如，我们必须在疫情防范和应对、抑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共同弊端）领域进行大规模统一投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解决当前的危机，更不用说预防新危机的爆发。

重新思考多边主义

重新思考多边主义的运作方式势在必行。战后国际金融架构旨在支持国家政府，以便它们可以提供国家公共产品。但构思能跨越国家边境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机构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当前危机的相互重叠性，为建立全新框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大了爆发传染性疾病和水传播疾病的风险。

平均气温升高以及降雨模式，改变正在降低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主粮作物的潜在产量（例如，玉米产量下降了6%）——而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2010-2019年，全球陆地表面在任意月份遭受极端旱灾的比例高达22%，高于1950-1999年期间的13%。

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上述危机实际是一种发达国家现象），抑或1990年代末的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等，此前的突发事件其本质上均具有经济属性，究其原因是由于金融风险的过度累积。

当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手中掌握着解决方案。他们引入了全新金融法规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旨在恢复失去的就业和产出。

全球化危机依存

相反，当今危机相互依存且在范围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可能造成的影响比以前大得多。不同的是，解决方法不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当局的能力。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积极领导并采取行动。拟成立的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是这种方法的实例。

早期发现疫情威胁和研发针对已知病原体的群体免疫，即是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全球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

但个别国家纳税人缺少动力，提供能使全球受益的公共产品。此外，我们也不能指望官方发展援助（ODA）或慈善团体来完成这项任务。原有的援助金额根本就与需求不符。

去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1800亿美元（约7920亿令吉），而私人捐助机构则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但全球公共产品需求则需要数万亿美元才能满足。

此外，援助预算太过周期性，而且其首要任务也是不断变化的。但看似紧迫且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事务并不总能与重要的事务相一致，而后者才应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点关注。

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引入全新多边体系的理由。理想状况下，该体系的主要因素应当反映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所需的工具：包括税收、激励措施和问责制度。

建设全球财政能力

由于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巨额稳定融资，所以，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建设全球财政能力，并以支付能力为基础提供统一资助。当然，同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领导，以确保跨政府和跨部门采取充分的对策。

正确激励纳税人及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并非易事。但绝大多数政府均对国际货币基金（IMF）依据第4条规则所定期举行的磋商持重视态度；评估它们如何应对气候及疫情风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样，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拓展其赖以评估政府和企业风险的方法。

世界并未做好准备应对新一代危机。当危机来袭时，与其仅仅关注某特定领域的不足之处，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完全不擅长提供应对上述全新危机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除非我们能解决上述问题，否则特定问题将不断出现。例如，如果明天就将爆发又一次疫情危机，那么我们或许不会比2019年新冠疫情应对得更好。

当前的气候、卫生和粮食危机应当触发应对此类威胁所需的全球合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必须询问什么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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