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从“贸易预期理论”看国家冲突/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全球化带来了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对其相互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否有重大影响?这个过去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却变得极为现实和迫切。

美国学者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的清醒认识。

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国投资,而与这个国家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

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与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

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简单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先打上一仗。

这种观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预防性战争”相似,戴尔科普兰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

科普兰认为,在多种大国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和关于未来贸易投资的预期相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关键的推动力,能够决定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

在当前弥漫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中,似乎也能看到“贸易预期理论”的影子。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原则,认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使得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中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害最大。因此,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和制裁措施。

当代世界在大国之间难以轻易诉诸战争,而是以更加多元的非战争形式来体现——贸易制裁、科技制裁与封锁、金融制裁、外交攻讦以及地缘政治打压。

地缘政治恶化恐掀战争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种由经济关系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关系全面恶化,只不过是过去的“贸易-安全”导致战争模式的替代品。

如果地缘政治摩擦进一步激化,突破了某一方面的承受底线,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战争也并非不可能。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领导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因此,有理由维持目前行事中庸的名声,实行谨慎的领土政策,与他国不断开展贸易,并在相对开放的态度中,愿意吸纳共同的国际规则。

这种观点有助于形成一种格局:大国之间往往能够长久并存,不发生严重的冲突和战争。

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持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国不得不永远担心其他国家今后意欲何为,对未来前景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各国要最大限度地扩张实力。那么,大国之间走向激烈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如何避免大国之前因为贸易问题而引发安全冲突呢?一些学者们认为,这取决于国家主体决策的理性程度,以及对冲突双方力量和决心的客观判断。

理性的行为主体有动力达成协议,避免战争对彼此都造成损失,使得战争情况不致出现,从而改善双方的境况。

但如果行为主体不了解真正的力量对比和对方的决心,或者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中的承诺,则有可能发生战争。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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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魏开星

即将过去的2024年,世界局势纷乱,大国竞争加剧,东欧及中东战争未见停火的迹象;国际经贸层面,自由贸易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逆全球化势力有增无减,人为破坏产业链的行为被冠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头。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未卷入任何一场战争,却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恨不得以“脱钩断链”对中国加以围堵与扼杀,置中国死地而后快。尤其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夜,美国担心在人工智能等引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领域被中国赶超,对半导体、高制程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进行百般限制;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无人机等出口新产品,加征高额关税。

加上,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房地产作为过去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优胜劣汰;同时,内需不振与私人投资乏力并存。2024年中国经济正是在此种状况下,艰难前行。将近年底,全年经济的大局已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离年初制定的5%增长目标,意料存在不小的差距。

提前因应 超前部署

正是在除旧迎新的前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明年要维持经济稳定成长,维持就业、物价整体稳定,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成长及经济成长同步。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整合、协同配合。要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项目债券发行使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广受外界瞩目,是因为它是中国最高的经济决策。

面对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及孤立主义,动不动挥舞“关税大棒”,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因应?如何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形下,通过提振内需与消费及激发私人投资热情,达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目标?为此,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将如何配合?凡是种种,都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获得解答。

直面问题 正视困难

首先,会议直面问题,正视困难。这些问题与困难包括: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那么,解决问题及克服困难的有利因素在哪?在于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在正视不利与有利条件后,关键要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其次,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根据内需不足及接近通缩的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别于近年来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代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又一次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宽松意味着中央财政将更多地投入资源,以刺激经济;其中一方面是提高财政赤字率,明年全年有望安排赤字率在4%至4.5%,这意味着赤字规模将达到约5.5万亿元。

由于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5%,因此这一提升幅度并不会带来过大的风险。而货币政策宽松有其可能性与必要性。可能性是通缩状况不担心通货膨胀,必要性除了注入更多流动性外,让人民币适当贬值,正是应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需要。

“楼股”齐鸣 繁荣稳定

最后,稳楼市、稳股市。中国房地产供应过剩,楼市飙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是,楼市也不能长期低迷,“稳定”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股市的兴旺更是盘活资金、企业融资、风险投资及财富效应的要件,一潭死水的股市不可能与繁荣经济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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