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从直接税转移至间接税/李兴裕

大马税务改革(下篇)

当今世界的趋势,是从直接税转移至间接税,即降低直接税的税率,提高增值税(VAT)/消费税(GST)税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截至2020年杪,全球逾160个国家已实行VAT/GST。

大马直接税税收(包括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石油收入税、印花税及产业盈利税)合占2016至2020年政府税收总额70%(2010至2015年合占75%),2016至2020年其余30%税收来自间接税(例如销售与服务税(SST)、出口税、进口税、投注与彩池税及博彩税等)。

在2010至2015年期间,这些间接税税收合占政府总税收25%。

促进增长与投资的税务改革方式,是聚焦于中和性、经济增长及税务系统的绩效,将税务对商业与个人决策影响降至最低点,不会扭曲资本的配置,以及不会过度阻碍或降低经济的生产能量。

有关税务系统,须避免扭曲投资决策与消费者选择的模棱两可诠释、豁免及漏洞。

至关重要的是,在确保财务永续性的同时,尽量减少和平衡对家庭和企业的过度或高税收负担。

本地公司及外资跨国企业普遍被一个稳定和可预测、且有效和透明化执行的税务系统所吸引。

边际税率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税率比起其他国家,是否对商家和投资者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恐加剧外资出走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高度资本化及人力流动率很大的世界,商家和企业可选择在任何国家投资,以优化扣税后的投资回酬。

人才则可以寻求通过较低税率,犒赏其工作努力的地方就业。

若大马的边际税率比区域国家过于偏高,投资者料将流失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投资则料将面对不利冲击。

因此,我们需从向聘雇与商业活动征税,转向消费征税。

消费税范围宽广

基于相比GST,SST并非一项征税基础广泛的税制,这导致我国出现172亿令吉的税收缺口,这个数据是从2017年我国从GST取得的443亿令吉税收,以及2019年从SST取得的271亿令吉税收,常年化计算所得。

当经济开始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复苏,如今是时候考虑重启GST以取代SST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介于3至4%的较低税率开始,然后在国家经济和商业情况允许时,逐步的调高税率。

为确保GST顺畅的推行,并减轻中小型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建议将更多日常基本必需品列入零税率清单,为注册GST的中小企业设立较高的征税门槛,以及通过采取严谨措施,有效和快速的进行GST退税,最终将退税予安全的GST账户,而且只进行退税,而非其他任何用途。

GST将可消除因商家蓄意不注册而导致的税收漏洞,并加强政府的税收。

加强投资

在加强投资方面,降低公司税税率(更简单及透明化)会比提供特别税务减免或奖掖来得更有效。

当政府更多基于酌情处理和主观的合格与呈报要求,来提供税务与财务奖掖时,与其自动和目标性的要求,他们可以消除寻租行为及依据审批程序提供有关奖掖,杜绝滥权行为。

降低公司税税率和解除不同领域和行业有差异的税务对待方式,将减少投资者在作出投资抉择时的潜在税务导致的扭曲现象,从而加强投资的素质。

大马现有的企业家精神、收入和资本市场发展,尚不能仿效富有的发达国家,实行资本收入相关的税务。

落实资本利得税(CGT)和富人税,将与降低资本收入与财富税率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基于大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和先进国家相提并论。

我们的当前急务应是保持成本竞争力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配合国内直接投资,一起刺激我国富生产力的生产能量。

资本利得税适得其反

向从资本赚取的财富与收入征税,例如征收资本利得税,将降低储蓄与投资的意愿,从而大大打击国家在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长期前景。

向累积财富征税的结果将是适得其反,将打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鼓励资本外逃和规避。

尽管资本利得税将扩大政府的税收来源,通过把更多投资资产纳入征税范围,提高政府的税收,但它也将依赖股息和资本获利的真诚长线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一旦实行资本利得税,原本已边缘化大马股市的外资组合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将进一步远离马股,针对上市股票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也将大大降低大马作为股票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

因为比起没有针对股票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市场,例如新加坡、香港、纽西兰和菲律宾(个人),大马将相形失色。

由于资本利得税增加投资的边际成本,这类税收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提高生产力

削减个人所得税中的边际税率,将犒赏个人在工作上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提高生产力、留住人才及扭转人才外流的现象。

大马当前的税制有太多的个人所得税税阶及较低的所得税征税门槛。结果,赚取高收入的个人,很快就触及较高的征税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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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须增间接税收入/白文春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预计将在2025年占政府总收入的44%。

如果将石油所得税也计算在内,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将上升至50%。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然而,展望未来,所得税对政府收入的贡献可能会面临限制。这是因为,企业和前20%高收入群体的纳税人,可能会因未来政府不断征收更多税务,而不愿意在国内进行更多投资。

与美竞争

目前,马来西亚不仅需要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私人投资,还需要与发达经济体竞争。举个例子,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加大吸引私人投资的力度。

因此,美国已经计划将公司税税率从21%进一步降至15%。这是因为,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提议降低公司税,以鼓励公司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我相信他应会兑现这一承诺。

回顾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他于2018年将美国公司税从35%大幅度降至21%。

尽管布鲁金斯学会在2018年的分析表明,减税只会暂时刺激美国经济,但同时也会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同样的,国际货币基金的研究显示,税收减免后,美国的投资目标未达到预期,并将其归因于企业对减税政策的敏感度较低,因为它们具有更大的市场控制力。

我认为,一些企业仍然认为在美国营运成本过高,所以难以被吸引。

然而在我看来,美国总统仍会推进这减税计划,我认为,这15% 公司税税率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水平,加上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投资者是否会对投资美国产生重大改观,仍是难以预料。

直接税贡献比例高

若包括印花税和预扣税在内,直接税预计将贡献2025年大马政府总收入的56%, 相当可观。

另一方面,间接税预计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21%。在2016至2017年期间,当大马实施消费税(GST)时,间接税的比重曾提升至28%高水平。

预计间接税的主要来源将是销售与服务税(SST),约占政府2025年总收入的14%。如果消费税持续实施到今天,我估计它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20%,远高于销售与服务税。这是因为消费税是一种更广泛和依据消费活动作为基础的税收制度,而私人消费更占大马经济的高达60%。

然而,为了收取更多的销售与服务税,政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宣布,将扩大销售与服务税的征收范围,涵盖非必需品,如进口高档商品(如三文鱼和牛油果)。

变相消费税

扩大的销售与服务税将从明年5月1日起实施。对于基本食品项目,销售税豁免将继续保留。

此外,销售与服务税也将扩展至包括此前免税的企业对企业间(B2B)的交易服务。我想很有可能有一天扩大的销售与服务税,最终将会演变成和之前的消费税的性质一样,只是名字有所不同。

回顾今年3月,政府将服务税税率从6%提高至8%,涉及多个行业。然而政府把餐饮、电信、停车和物流等服务行业的服务税维持在6%。

这一次的服务税率增加促使2024年上半年销售与服务税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8%,效果显而易见。

其他间接税包括出口与进口关税以及国产税,约占政府总收入的6%。

非税收收入难持续

与此同时,政府的非税收收入预计将在2025年贡献其总收入的约22%。

在这一类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投资收入,预计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14%。这些投资收入包括来自国家石油公司、国家银行、公务员退休基金(KWAP)和国库控股的股息。这些政府关连机构主要是帮助政府管理其投资资产。

国油收入前景成疑

其中预计国油将在2025年再向政府支付320亿令吉的股息,成为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大的贡献者。但往后会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尚不清楚国油与砂拉越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最终将会如何演变。

其他政府的非税收收入,包括各种准证和执照费用,以及石油特许权使用费。

如果将与石油相关的收入合并计算,预计它将在2025年贡献政府总收入的约18%,略低于2024年估计的20%。

尽管有所下降,石油相关的收入仍然占政府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显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拥有石油储备。在我看来,若没有石油相关收入,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大马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然而,我们不应掉以轻心,因为大马的石油储备正在逐年减少,会有用完的一天。因此我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永续的战略,扩大间接税收入,为未来当石油储备用尽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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