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

上月印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联合国大会结束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在马拉喀什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然后前往迪拜参加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但人们对这些峰会能否在应对我们那些最重大挑战方面取得有意义进展并不乐观，这并不是因为缺乏解决问题的信念，而是因为我们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遵循的全球规则已不再适用。

世界的日益分化状况在G20峰会上得到了证实。虽然此次会议标志着印度跻身大国之列，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胜利时刻只是昙花一现。同时峰会在阻止2020年代成为低增长十年方面几乎毫无建树。

尽管非洲联盟被接纳为G20正式成员，但全球南方地区的沉重债务却并未得到多少减免。虽然G20成员国对全球75%的碳排放负有责任，但峰会却未能弥合巨大的气候融资缺口。

依据G20《资本充足性审查》的结果，拜登政府承诺会向世界银行额外注资250亿美元；但这一数字却远远低于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今年提交给G20的辛格-萨默斯报告中，所建议的每年2600亿美元补充额。

相反，这场峰会概括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技术、贸易、投资和数据等领域建立新“铁幕”的一年——也预示着“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未来。

新保护主义抬头

而随着这种新型保护主义的出现，G20的地位也因而下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认为G20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而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则将七国集团（G7）视为“自由世界的指导委员会”。

G20地位的下降是世界从单极向多极、从超级全球化经济向“简版全球化”经济、从新自由主义向新重商主义转变的副产品。过去30年间是经济决定政治决策，而如今推动政策制定的则是政治——而且是民族主义政治。

零和政治正在战胜“双赢”经济。

当我在1999年参加第一届G20峰会（当时仅邀请各国财长出席）时，美国的霸权正处于顶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都乐于被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

而当全球经济在2008年分崩离析时，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G20成员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首一堂。

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我们热切希望中国能与西方国家一道为全球经济提供1兆美元支持。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正朝着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伦敦峰会还委托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监督对现行国际架构的审查。随后在2009年秋天举行的匹兹堡峰会上，20国集团就一份全球增长契约达成一致，该契约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并发布年度评估报告以确定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采取协调行动的契机。

多边倡议消失

但随着西方国家退缩到紧缩政策和新形式的保护主义中，这些倡议逐渐消失了。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打破了（惯常的）多边行动传统，即使在多极世界正在日益凸显之时也依然奉行单边主义。

然而气候变化、冠病疫情以及2022年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证明，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因此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仅靠双边和地区干预是无法取得进展的，需要全球协调行动。

在以牺牲G20为代价提升G7地位的同时，我们需要问一问倘若再次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而又无法找到一种方法将所有主要参与者聚集在一起的话会发生些什么？

在一个“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世界里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在减少全球排放和防止“搭便车”方面取得进展？如果各国只从“我们-他们”的角度看待世界，也不存在让各方寻找共同点的论坛，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

美国总统乔·拜登承认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也是近几届美国总统中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位，但虽然他自己的G20议程不存在方向性错误，但也是半心半意的，更倾向于双边联盟而非全球协调行动。

同样，虽然中国自诩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拥护者并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但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甚至没有出席G20峰会或联合国大会。

而这些准备与机遇相遇的罕见时刻，正是我们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削减核武器条约，以及1987年达成的解决臭氧层消耗问题的历史性协议都表明，那些强势领导人有能力彻底扭转事情的发展方向。

当今的领导人们绝不能等到灾难发生时才被迫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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