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月举办的年度会议刚刚落幕，中东地区已经在一场重大冲突的边缘徘徊，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继续沿着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路线分崩离析。

世界领导人和现行制度安排的缺陷从未暴露得如此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机构甚至无法就一份最终公报达成一致。

诚然，世界银行在其新领导层带领下一直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处理增长挑战以及强化其反贫困政策。

它的目标是通过利用现有资本和筹集新资金来增加贷款，但后者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同时似乎不太可能在共和党人当前控制众议院的情况下实现。

重要的是计划中的贷款能力增长远远无法满足全世界的需求。

虽然也算是给水桶注入了一些新水，但这个水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空的。

与9月份围绕联合国大会的气候讨论一样，关于借助降低投资者对贫穷国家项目的风险溢价来扩大私人资本规模的议论甚嚣尘上。

尽管在（阳光充足但能源匮乏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太阳能发电的社会回报要高于多云的北部地区，但出于对当地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忧虑，私营部门一直不愿进入。

“挤出”私营部门

所有这些“去风险”言论的最终结论就是公共部门应该提供一切必要的补贴去“挤出”私营部门。

怪不得那些大型私营金融企业老是在这些国际会议上游荡。

它们随时准备在大众的饭碗里寻食，希望新出台的安排能在私有化收益的同时将损失社会化，正如过去那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所做的那样。

但我们凭什么要指望私营部门来解决气候变化这类长期公共产品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私营部门是短视的，完全着眼于所有权收益而非社会效益。

由于过去15年间各国央行为应对（私营部门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冠病疫情向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私营部门一直充斥着流动性。

其结果是一个迂回的过程，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商业银行向西方私营企业放贷，后者再向外国政府或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放贷，整个过程中堆积了大量交易成本和政府担保。

强化多边开发银行

更好的办法是利用流动性去强化多边开发银行——它们已经在相关领域形成了专门能力。

尽管这些银行有时行动迟缓，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承担着保护环境和维护民众权利的义务。

鉴于气候变化是项长期挑战，明智和大规模地进行气候投资才是更好的选择。

跨企操作“转让定价制度”

当谈到实现规模时，关键不仅仅是通过向富裕国家借款来调动更多资金（并连带着由此产生的所有众所周知的问题），还在于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

然而现有的各类国际安排实际上阻碍了这一迫切需要。

以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框架为例。

其初衷是让那些富有的企业向业务所在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

盛行的“转让定价制度”给了跨国企业巨大的操作空间，让它们可以在任何合自己心意的税收管辖区申报利润。

但是拟议中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改革，使被全盘采纳（虽然似乎不太可能），效果似乎有限，最多只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限的额外收入。

更糟糕的是，令人反感而又不公正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允许跨国企业在政府做出可能损害其利润的监管改革时发起诉讼——进一步限制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可用资源，同时还阻碍了它们应对环境和健康挑战的努力。

然后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体制，它引发了冠病疫情期间的疫苗种族隔离以及发展中世界民众的不必要死亡、住院和疾病（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支出并减少其收入）。

而该体制的目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来填补富有跨国企业的金库。

事实上贸易协定的整个架构都是在维护新殖民主义的贸易模式，由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商品，而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生产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

所有这些有缺陷的安排都可以且应该被改变。这样做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行投资所需的资源。

特别提款权流向富裕国

或许对全球金融架构最重要的一项改进将是每年发行3000亿美元（举例数字）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储备资产）——它是可以在发达经济体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印刷”的。

在目前情况下发行出来的大部分特别提款权都流向了不需要资金的富裕国家（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而发展中国家其实可以用这些资金投资于自己的未来或偿还债务(包括欠基金组织的债务)。

这就是富裕国家应当回收利用自己的特别提款权（将其转化为贷款或赠款）用于发展中国家气候投资的原因。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韧性与永续性信托已经在有限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它可以被大规模扩大和重新设计以实现更大的收益。

这种做法最妙的部分在于它实际上不需要发达经济体付出任何代价。除非一个人受制于某种被错误引导的意识形态，否则反对它的理由其实是不存在的。

即使发达经济体能在明天实现净零排放，我们仍然注定失败，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将继续上升。

纠正不公体制

虽然围绕为私营部门提供更佳激励措施（贿赂的一种委婉说法）的议题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但进展甚微，而向对环境有害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其他限制，比如欧洲现在正在实施并威胁要在未来增加的各项限制，则不太可能引发所需的那种合作。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一场气候灾难，那么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做它们必须做的事情的最佳，许是唯一战略，就是着手纠正过去的一些全球不公正体制，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收入和负担得起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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