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拜登政府在新的基建刺激计划中，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目前的21%提高到28%，以弥补政府投资和开支增加带来的新财政赤字。这引起了美国企业对未来盈利的普遍忧虑。

而美国财长耶伦在日前表示，各国应共同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结束“长达30年的逐底竞争”。

从这些新的变化来看，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全球范围内增加企业的税收，这一政策基调可能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投资产生影响。

耶伦提出这一政策的背景并非异想天开。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贸易与跨境投资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各国的税收差异成为跨国公司避税的途径。

这导致了一些避税天堂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低税率国家受益。这更让一些国家采取“税率竞争”的策略以吸引投资，从而导致“逐底竞争”的现象。

根据美国智库“税务基金”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平均企业税率约为40%，到2020年已降至约2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祖克曼等人指出，2017年全球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中，约40%（超7000亿美元或约2.87兆令吉）被藏在避税天堂。

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在G20和经合组织（OECD）的框架之下，开始了有关税制问题的谈判，就新形势下数字税以及企业最低税率等问题试图达成一个使得各国受益的全球性框架。

经合组织去年的一项研究，减少企业避税行为的改革措施可给各国带来每年约1000亿美元（约4100亿令吉）的效益。

但由于各国的情况差异较大，而且特朗普政府一直对相关谈判予以抵制的态度，使得谈判的进展较慢。同时，自2008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24个降低自己的企业税率。

只有7个提高了企业税率。各国逐底竞争的态势反而更加严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也把美国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降低至21%，加入到这一竞争之中。

耶伦的提议意味着美国政府政策的转变，从过去的“美国优先”的立场，转而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希望建立有利于美国自身的新规则体系，并利用新的规则对其他国家进行限制。

不过，耶伦的提议更现实的影响，仍是防止美国企业的外流，促进企业增加对美国的投资。

根据拜登政策的基建计划，其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目前的21%上调至28%，并将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至21%，以限制美国企业海外避税的行为，并鼓励它们在美国国内扩大投资。

而如果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目的实现，全球性的税率提高，则可以抵消部分美国加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回流”。

很多分析都认为，在G20或者OECD框架下，短期内达成协议可能仍很困难。如果美国在G7范围内能够达成一致，则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新对外投资格局。

如果说特朗普提高关税的贸易战是“逆全球化”的开端，其继任者拜登政府有关全球最低税率的提议，则可能推动“逆全球化”更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和发展。

这些变化，意味着过去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秩序会进一步瓦解和分化。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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