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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何时复苏?/Project Syndicate

疫情经济的图表(上篇)

2019冠状病毒病是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已经在全世界夺去了36万人的生命,对收入、产出和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遏制病毒和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之间找寻适当的平衡。

这并非易事。虽然病毒检测、联系追踪和社交距离等关键措施恰好满足这两个首要目标的要求,但度量每个方面的实时进展是困难的。

像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的直接指标往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使得决定何时重启各种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多管道收集即时数据

不过,冠病的经济影响还有一个实时高频指标:流动性数据,它可以作为全球经济活动更大范围收缩的一个指标。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根据谷歌、苹果、高德地图和百度发布的聚合数据和匿名数据,计算了移动性。

例如,谷歌发布零售业、娱乐业、食品杂货业和药房以及工作场所的移动信息,我们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指数。苹果发布关于驾驶、运输和步行的移动数据,高德地图和百度发布基于位置服务的移动数据。

最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经常更新,每周甚至每天更新。

我们追踪了131个经济体的流动性程度(按正常时期水平的百分比计算)。谷歌数据是129个经济体数据的主要来源,俄罗斯使用苹果数据,而中国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高德地图和百度。

为何有流动性差异?

我们发现,在已经宣布首季GDP的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四分之三的GDP增长率差异,可以用这一时期流动性的差异来解释(图表1)。

各国之间的差异是由于该病毒在第一季度中出现的时间不一,另外,病毒导致的流动性反应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

当然,流动性只是经济收缩的一个指标。即使没有强制封锁,个人、公司和其他机构的风险规避也可能在抑制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但作为一个反映经济活动状态的变量,流动性有几个主要优势。

首先,它是少数既能捕捉当前活动、又能在130多个经济体每日使用的大数据指标之一。

其次,这是一个内生变量,因为它既反映了封锁的影响,也反映了人们的选择,而人们的选择往往都是为了规避风险。

第三,它似乎反映了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时期GDP的很大一部分差异。

必先牺牲方能复苏

虽然“疫情经济”相当不寻常,但它有自己的特点、识别度高,并按照明确的模式运行。在早期阶段,遏制疫情必须以牺牲流动性和生产性经济活动为代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更不用考虑经济复苏了。

由于健康结果和经济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将比实行封锁时急剧下滑的速度慢得多。这一普遍模式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

一般来说,急剧和深度收缩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在此期间,随着病毒得到控制,经济仍处于萧条状态(低谷),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长短不一。

这个阶段之后是S型复苏,经济增长缓慢但增速稳定,然后随着产出接近疫情前水平,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最后的减速反映出,考虑到持续需要保持社交距离,一些行业(航空旅行、体育赛事)难以恢复。

主要的经济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早期发现和遏制来缩短经济自由落体的阶段(很多国家都未能克服这一挑战)。之后的目标是减少经济陷于低谷的时间,同时在控制病毒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最终,随着新增感染越来越少,经济将与疫情脱钩。

不太可能U型复苏

当然,一种有效且可以广泛使用的疫苗,将加速复苏。如果复苏来得够快,甚至可能出现U型复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为了在遏制病毒与支持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决策者需要更好的工具来衡量和监测全球疫情经济的演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汉堂(Luohan Academy)最近发起了一项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旨在帮助政府领导人、企业和公众深入了解疫情经济的基本模式、不同阶段的权衡以及其他可能的挑战。

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提供了一个了解广泛的经济领域的窗口。纵轴显示收缩的程度,也就是根据每日流动数据估算的经济活动水平占大流行前水平的百分比。

横轴表示截止测量时间,也就是确诊感染病例翻倍所需的天数。倍增日(DD)代表了病毒在人群中传播速度:倍增日越大,扩散率越低。

多国仍未进入恢复期

每个图表也有一个垂直虚线显示了满足我们经济复苏条件的平均倍增日:19天。

当一个经济体冠病康复病例数连续三天超过确诊病例数时,我们则认为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平均而言,位于虚线左边的国家控制住病毒的可能性较小。

掌握图表中的时间维度也很重要,因为从收入损失、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的角度来看,经济损失取决于收缩的深度和持续时间。

如果两个国家的PET图看起来相似,但其中一个国家的过渡速度更快,那么这个国家的状况就会更好。它的资产负债受到的损害会更小,它缓冲冲击的计划将持续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它的赤字和主权债务增量将会更低。

截至5月20日,至少有45个国家和地区已进入复苏阶段,但其中多数仍远未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在被分析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疫情后仍未进入恢复期。

越果断代价越小

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东亚国家,中国的发展轨迹很好地代表了疫情-经济曲线。中国用了30天时间触底,暂停了80%的正常经济活动,这种快速封锁或多或少得到了回报。

截至5月20日,中国已经历了124天的疫情经济,在此期间,倍增日持续上升。

该国的经济活动已恢复到疫情前经济活动的98%,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有望实现正值。

凭借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在今年下半年应该会继续实现正增长。不过请注意,强劲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复苏。

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早期检测制度和其他迅速的政策行动,表现得更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已恢复到正常经济活动水平的95%以上。

它们一开始的收缩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倍增日都超过了50天。这意味着感染的数量增加一倍需要超过7周。

总的来说,东亚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早期阶段遏制病毒的行动越快、越果断,它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损失方面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将反事实模型应用于其他国家,如美国,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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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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