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全球经济议程已经告终。旨在监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联合国永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于7月闭幕。

9月召开了第二届永续发展目标峰会，同月还有新德里的20国集团峰会，接着10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11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重要国际税务合作决定。眼下各国领导人正在迪拜参加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会议。

迄今为止这些会议所显现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世界在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消除贫困和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在抗击气候变化上取得有意义进展方面耗时过长。

另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正使政策制定者面临多重风险：2022年的通胀激增导致许多国家利率迅速上涨，并与飙升的公共债务共同限制了政府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抗增长放缓的能力。

尽管通胀正在下降，但高利率和增长放缓局面仍持续。

为此人们在今年各项会议上（和围绕其主题）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法，其中有三个脱颖而出：首先，必须显著扩大国际发展融资规模。

形成共识

其次，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支持，好让它们可以在供应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抗击全球性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方面贡献力量并应对国际经济乱局的影响。

第三，必须为面临高债务危机风险的国家提供某种形式的救济——这个群体涵盖了至少1/3的发展中经济体。

围绕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所做出的决定并不多，但似乎已经就一些想法形成了共识。尤其是各多边发展银行需要超越其支持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传统角色，把工作转向推动全球公共产品。

后面这个任务需要实施优惠融资，而对象则涵盖针对中等收入国家和由这些机构支持的私营部门。

此外那些背负高额债务的国家需要获得新设计的信贷额度，或许还得被允许在危机时期暂缓其债务偿付甚至减免负债。

除了多边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通过诸如韧性与永续性信托以及减贫与增长信托等各类特殊融资机制做出贡献，而这些机制的创设目的则是利用发达国家尚未动用的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来为发展中国家融资。可以建立类似基金来通过多边发展银行将未动用的特别提款权导向各国。

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提案则与世界银行改革有关。该机构“演进路线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利用现有资本增强其财务能力，可能还会辅以私人机构资源并更积极地使用信用担保。

两大棘手问题

但这些提议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它们需大量资源。如果国际机构要在加大对受灾发展中和中等收入国家扶持力度的同时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那就得有人为此付钱。但高收入国家迄今未能兑现联合国半个世纪前设定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还常常未能按预期向特殊基金捐款。说服它们资助这些新举措至少是有难度的。

第二个问题是多边发展银行的资本化程度只有在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如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所有提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或“份额”上已经存在大量争议。增加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份额——进而增加其影响力——的呼声在富裕国家遭遇了相当大的抵制。

目前有一个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增加50%的提议，同时也要求执行董事会在2025年前拿出进一步制定份额改革的方案。而在世界银行资本化方面目前还未达成任何协议。

难缠的债务

在债务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确定的只是需要更多讨论。新德里峰会后发布的领导人宣言也仅仅是确认20国集团会坚守《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中所做的承诺。

至于是否应将一些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纳入上述共同框架（该框架是在2020年为帮助债务不可持续的低收入国家应对冠病疫情而创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但不管怎么样，由于与债权方的谈判一再延迟且有债务国担心其信用评级将因此下调，到目前为止这一机制都被证明是低效的。

至于国际税务合作方面，2021年在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内达成的协议还有待实施。鉴于该框架看似对发展中国家帮助不大，联合国非洲集团呈交了一项决议案，提议创建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来起草联合国税务合作框架公约的参考条款。

该决议在11月以大比例通过，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除挪威弃权外后者全体反对——将为2024年的进一步事态发展埋下伏笔，两个国家集团也必定要就此展开谈判。

就算是在年景最好的时候，应对从债务到气候变化再到合理税收收入的世界性挑战都是艰难之举。但全球经济前景远远算不上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3%）和2024年（2.9%）的全球增长都将低于疫情前十年（3.7%），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挣扎求存。虽然通胀似乎正在缓解，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各大中央银行对利率采取谨慎态度，只有在通胀完全得到控制时才降息。

这对增长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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