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衰退史上最糟?/Project Syndicate
破纪录的2019冠状病毒病衰退，似乎已经在大多数国家走到了尽头，但目前各类私人和官方预测（如果正确的话）都显示，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能重回之前的高点。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以及有效疗法和疫苗的推广，还有赖于所实施的相关货币、财政，贸易和监管政策。有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们纷纷检视从前的事件以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
所有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不尽相同。二战后美国有几次衰退是因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胀；1973至1975年和1981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源自于石油冲击（当年的经济要比现在更依赖能源进口）。
美次贷引爆全球危机
2001年的经济衰退则是由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的。相比之下，美国2008至2009年大萧条的源头，是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引发的危机。
当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将住房贷款发放给那些以往不够资格获得贷款的人们，进而导致房价和家庭负债比率升高到了一个无以为继的水平。
随后的住宅价格下跌以及断供事件的激增和失业打击了总需求，最终引发了二战后时期的第三次重大衰退。
最后，随着空前的封锁措施使整个面对面“非必要”经济陷入停滞，冠病衰退也降临了。由于失业迅速增加，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只能在线购物以及个人储蓄的增加，发端于供给侧的巨大冲击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需求短缺。
但正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些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4%的年份所展现的那样，严重的衰退之后，通常伴随着快速的复苏，而1990至1991年这类温和衰退后的复苏则相对缓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这种现象称为“弹拨”效应（以小提琴弦作比喻）。
美联储零利率成效小
但是2008年大萧条之后，那8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以往的一半（2%）。如果当时的复苏能与过往严重衰退后的一样强劲，那么就可以在随后4年中保留约2000万个工作年（一份一整年的全职工作）。
各界对这一不佳表现有很多潜在的解释：其一是政府试图通过奥巴马医改，银行业和能源监管来对大范围的经济予以重新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阻碍了招聘和投资；另一个说法则认为应对政策损害了工作积极性。
大衰退诱发了一系列试图刺激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措施。
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将其目标利率从5%降低至零，并一直维持了7年，同时安排了救助、最终担保，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价值约3兆美元（约12.48兆令吉）的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资产购买计划。
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效却在不断下降。在未能借出的超额储备金中再增加1兆美元（4.16兆令吉），并由美联储支付利息，对经济也帮助不大。
奥巴马做错决定
2007年，美国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为35%。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
其中包括2009年超过8000亿美元（3.33兆令吉）的刺激计划，规模相近的2010年税收减免和失业救济金法案，以及30亿美元（124.8亿令吉）“旧车换现金”计划在内的其他措施。
到2013年，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一倍有多，达到72%。最后，即使在排除了商业周期因素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仍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尽管特朗普政府现已打破了这一记录。
凯恩斯主义者原本寄望，能在整个2008年后时期实现比实际强劲得多的复苏（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支出乘数超出当前学术测算值的3倍）。
没削减赤字
平心而论，危机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许多政策决策并未像政府鼓吹的那样得以实现。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奥巴马总统未能采纳他手下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所提出的明智赤字削减建议。
总统大选是变数
在冠病来袭之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通胀得到控制，家庭债务负担相对GDP比率远低于大衰退之前。企业债务有所增加但偿债费用可控。
美联储降息空间缩小，其资产负债表膨胀至约4兆美元（16.64兆令吉）。但特朗普治下的联邦赤字和债务以繁荣和平时期标准衡量仍然相当庞大。
为了应对这一疫情大流行状况，美联储迅速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为多个市场提供担保，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超过7兆美元（29.12兆令吉），从而放弃了传统的渐进主义手段。国会为支持企业和家庭而制定的财政措施规模已达数兆美元。
特朗普总统现已发布了旨在推迟征收所得税、并向家庭提供额外付款的行政命令。
而不确定因素则包括，可能于明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因为它们或许会在2021年尝试实施重大税收、支出和监管扩张。
复苏速度难预期
虽然股市强劲反弹，但自2008年后大衰退以来的复苏仍然极为缓慢，因此今年初几乎没有人将其视为应对另一场重大衰退的模板。而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长期持续性扩张的效果将成为未来人们所得到的教益。
在这场冠病毒衰退中，经济状况与大流行的轨迹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致人们无法自信地预测复苏的进程。
与大衰退相比，本次衰退的产出和就业下降幅度更大且发生速度更快，同时早期的V形复苏似乎正在放缓——并可能会继续以较平缓的速度推进。
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小型企业倒闭和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由于失业和在线授课）；持续时间更长的远程办公状态；数字化转型加速；以及某些部门的集中度提高和竞争减少。
基于学术研究的初步经验教训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将新监管措施推迟到经济复苏之后，将额外财政措施的重点放在减税方面，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可靠的财政巩固计划，以避免在下一次重大危机到来时，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德国情报机构:冠病更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
（柏林14日讯）据《南德意志报》和《时代》周报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BND）认为，冠病有可能源于中国一家生物实验室的泄漏事故。报道称，德国情报机构早在2020年就做出了这一评估。其依据除了对公开数据的分析外，主要是通过代号为“Saaremaa”的情报行动获取的材料。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研究机构的数据，尤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数据。
报道称，这些资料不仅包含有关所谓“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实验的线索，即对自然界中的病毒进行人工改造的高风险实验，还揭示了大量违反实验室安全规定的情况。情报部门由此认为，实验室泄露说的可能性高达80%到95%。
德国联邦情报局在2020年就向默克尔政府报告了调查得出的上述结论，但总理府当时决定，不对外公开这一敏感的评估。
肖尔茨政府上台后，联邦情报局再次通报了有关评估。但总理府也没有知会议会的相关监察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底，总理府委托多名科学家，包括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所长沙德（Lars Schaade）、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等，对联邦情报局的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审核工作目前尚未结束。
默克尔否认隐瞒重要信息
本周三，德国总理肖尔茨在一场记者会上面对媒体有关询问表示，涉及情报机构的工作和具体评估，“这里不是讨论的恰当场合”。他的前任默克尔周四也通过其发言人回应媒体的质询，否认曾对公众隐瞒重要信息。
《时代》周报根据总理府及消息人士的透露分析，默克尔政府对联邦情报局的评估持有保留态度，有其原因。首先是联邦情报局对情报信息的判断水平不够信任，毕竟此前该机构对阿富汗形势的评判出现了重大失误。一位了解此事的人士认为，联邦情报局所提供的线索，在法庭上都不足以成为证据。
另一个原因是，评估出台之际，有关病毒溯源的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成为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博弈和推卸责任的筹码。德国总理府选择不公布情报评估，是不想让柏林成为攻击的目标。
北京：反对政治操作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的报道，过去几周，德国联邦情报局曾与多名专业科学家进行交流，认为大量迹象表明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并非全部参与讨论的科学家都认为病毒源自实验室，但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提高了。
今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人意料地表示，“以较低确信度”怀疑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此前，该机构多年来一直称无法确定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还是源自自然界。《南德意志报》报道称，去年秋季，德国联邦情报局向CIA通报了其调研结果。
中国政府坚决否认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在13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德新社记者再次提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实验室泄漏不可能”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并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的“权威科学结论，得到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她说在冠病溯源的问题上，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操作。
冠病起源以及追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过去几年，全球已有数亿人感染，数百万感染者死亡。疫情还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上周，美国密苏里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中国应对新冠应对失策负责，并做出罚款240亿美元的判决。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