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勿延迟注入ESG原则/前线把关

近来,大马交易所主席丹斯里阿都华希揭露,现实里公司选择在业务中忽略环境、社会和监管(ESG)等因素,将被剥夺股权和债务融资来为其项目提供资金,这完美的指出永续的重要性。

最终,他相信这些公司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来承担部分风险,或甚至难以吸引适合的人才来推动业务发展。

随着客户未来在只购买永续产品变得更加挑剔,公司在销售产品或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时可能面对挑战。

至于从事对环境有害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商业活动的公司,长远来看,他们将面对市场需求的减少。

长期存在

对大马企业来说,ESG和永续并不是新鲜事。

大马交易所在2014年推出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 Bursa Malaysia,简称F4GBM),来表彰已经采取各种步骤来改善他们的ESG实践和披露的上市公司。

自那时起,随着2021年12月的最后一次审查以后,该指数成员从2014年的14家,增加了三倍到80家。

接着,大马交易所推出永续报告框架,要求上市公司每年披露他们的永续声明和报告的策略和方法,以管理他们的重大永续事务。

然后在2021年,大马交易所推介回教教义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 Bursa Malaysia Shariah Index,F4GBMS),该指数根据证监会回教咨询委员会的筛选方式,选出符合回教教义的公司,包括在F4GBM指数内的54家上市公司。

基于永续和ESG的问题对公司越来越重要,证监会要求公司通过引进2021马来西亚企业监管准则里的5项新实践,以综合企业策略、监管和决策的可持续性考量。

等于韧性

虽然2020年初的冠病大流行,引发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崩盘,但关注ESG原则的投资者,据说已经从高评级ESG基金相对的韧性中获益。

市场情报公司Cerulli说,在冠病大流行期间,ESG基金所管理的资产,从2019年的308亿美元(1290亿令吉),大幅增长到2021年6月的942亿美元(约3947亿令吉)。

这是由推出新基金以及基金经理将现有基金重新包装成为ESG产品所致。

但是,即使全球健康危机加速了大马上市公司皆接受ESG原则的醒觉性,事实上,公司的决策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注入ESG考量。

这是因为ESG将迫使公司重新审视其长期策略——一个不止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还需要包括永续或业务的可以经营下去。

此外,企业必须超越以纯利益为主的传统商业智慧,才能保持相关性,因为从商业角度来看,ESG本身可能被视为是监管风险之一。

全球主要投资基金要求所投资的公司免于ESG风险。那些不采用ESG实践或不遵守ESG要求的公司,将面对获取资金的困难和投资者减少的问题。

扩大业务良机

至于选择遵守ESG的公司,他们将获得扩大业务范围的机会。

目前,有超过4300家全球机构投资者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并将投资在符合ESG原则的公司。

在国内,雇员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公司和国库控股,是UNPRI的签署方。

散户优先考虑

尽管亚太地区的ESG产品需求由机构投资者带动,散户开始在这个范围表现出强烈和日益增长的兴趣。

根据2021年GlobeScan Radar 报告里声称,全球大约有40%的散户说,他们在决定投资时有考虑到ESG问题。

亚洲股东(尤其是中国、韩国、泰国和越南)最有可能增加或计划增加ESG投资,而大约半数的美国投资者声称,他们在具有社会和环境责任感的公司的投资已经增加。

另外,超过一半的全球投资者声称,他们投资的公司在提供公平薪酬和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制造安全和健康的产品,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对散户来说,解决气候变迁,减少贫穷,和拥有多元化的劳工和管理团队,是比较次要的ESG事项。

总而言之,在接受调查的28个国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认为,他们投资在具有社会和环境责任感的公司已经增加。

小股东醒觉

小股东应该了解ESG对他们持有或打算持有的股票的影响。

一些上市公司特别容易受到ESG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劳工(特别是外劳)和那些从事高碳活动,比如砍伐森林和排出大量废物的公司。

即使消费产品也不能例外——一些食品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如之前所提的,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所有上市公司将受到全球广泛接受ESG的影响。小股东必须小心注意公司的董事部和管理层,如何处理这些ESG问题。

小启

MSWG正和“马来西亚30%的俱乐部”(30% CLUB MALAYSIA)合作讨论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这和MCCG2021的建议是一致的,即董事部需至少有30%女性代表,以及上市公司规定必须至少委任一名女性董事。

一项题为“DEI对话:提升可投资性”的讲座,将在2022年3月2日举行。有兴趣者参与者可通过https://maybank.my/30percentclub获得更多资料。

本周重点观察股东大会及特大

诺申集团(NOTION)(股东大会)

简报:

集团取得3.529亿令吉营业额,比去年(2.427亿令吉)增加了45%。但是它由盈转亏,蒙受780万令吉亏损(2020:630万盈利)。

较低迷的表现主要因为当局延迟批准,铝价上涨,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营运遇到劳工短缺、工人染疾而无法全面营运。

提问:

集团的EMS部门虽然营业额增长,但是却蒙受亏损,因为一些新产品面对比预期更高的拒收比率,集团无法转移较高的原料价格给客户以及封锁的影响。 (年报第9页)。

a)请问什么原因造成上述新产品的拒收?

b)这对集团的财政影响有多少?

c)未来,集团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产品的高拒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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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企业真有ESG责任?/黄锦荣

为了给工商管理硕士班备课,在回顾管理经济学纲要的过程中,难免思索经济学原理对当下企业管理的实用性。

关于企业本质的经济推导,首要原则乃视盈利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功能,就是选择一条得以优化有限资源使用的途径来最大化盈利或最小化成本。

盈利最大化的结果,将是物尽其用、各得其所,以私利为出发点,换来成就公益的市场状态。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已故自由学派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70年9月13日在《纽约时报》刊登的那一篇开创性文章就说得很直白,在遵守其社会基本规则(包括法律和道德习惯)的前提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至于社会义务如社区参与、消除歧视和环境保护,那是个人而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一种政治价值判断,某群体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底线,对其他群体而言也许荒谬异常,所谓的社会责任,因此就离不开政治正确。

要求企业以牺牲公司利润为代价,而扛上的“社会责任”,无异于允许政治之手,对市场机制的隐形干预,伤害自由社会及市场经济。

已故代理经济学的鼻祖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更是完全颠覆了当时候管理资本主义针对所有权和管理层切割的倡议。

詹森和麦克林认为,当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员的利益出现错配,企业根本就很难纯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解决利益错配的方式,就是以经理人员股票认购权作为管理层的主要奖励方式。

就是此等经济理论基础,开启了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时代,以最大化企业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为企业目的。

如今我们所熟悉的员工股权奖掖、债务融资并购、金色降落伞等经营概念,都离不开股东权益至上的理念。执掌通用电气20年、创造通用电气金融帝国的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就是股东资本主义的佼佼者。

物极必反

然而,物极必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股东资本主义的神话。

金融机构大股东及债权人和平常投资者在危机解救中的差异对待、管理层权贵和一般打工族在权益上的两极化、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等经济现象,让人无法漠视股东资本主义的缺陷。

2013年通用电气帝国正式瓦解,象征着股东资本主义的陨落。同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畅销全球,为后来冒起的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铺垫实证基础。

两年后,联合国推出永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包含了17项目标及169项细项目标,为环境保护、社会包容及公平监管(ESG)等口号,提供了可衡量指标,铺天盖地的推展促使企业不得不考量更具包容性的治理企图。

终于,在2019年,一个由美国规模最大的企业CEO所组成的团体在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宣布放弃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企业首要目标的管理原则,股东权益将不再优先于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客户、员工、供应商、环境和公司所在的社区。

最具代表性的出师表,莫过于管理全球超过10兆美元(约4.1兆令吉)资产的贝莱德CEO劳伦斯.芬克(Larry Fink)那篇2019年致投资者函,文中阐述企业目的与利润的双向联系,即利润可有效地服务利害关系人的同时,目的可以团结管理层、员工和社区,营造有利于决策的企业文化,为股东的永续回酬打好基石。

有趣的是,有关于ESG的实践方才兴起,热情却出现退潮疑云。贝莱德和其他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最近的投资年里,大幅度减少与ESG相关的投资建议,甚至拒绝使用“ESG investing”一词。

退潮固然和美国保守与觉醒政治的抗衡有关,却也敲响第一个警钟,到底企业该扛上什么样的ESG责任。

回看大马,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至今还是口号多余行动。即便是资源最丰富的上市公司,如今仅有约18%受到ESG风险评级,工业指数股的比例最低,仅有9%。

千里之行

除了因为大马企业管理一向属于回应式而非主动求变或预防式的,并视管理变革为成本而非商业战略以外,滞后的原因也在于对ESG责任的认知出现了误差。

所谓的ESG责任,对很多企业而言,就是接受ESG风险评级,但评级在意的是ESG对企业财务所带来的实质风险及企业应对的方式,关心的终究还是股东利益,并非评估企业活动如何实质性影响利害关系人。

如此看来,大马企业距离芬克所谓的“目的与利润”的“双重实质性”权衡还远着呢。

然而,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并不困难。

只要重新诠释利润,视提供价值而非欺诈客户为收入来源,以考量效率和外部性而非压榨员工薪酬为有效成本概念,即便企业仍旧以股东利润为经营目的,社会也将附带得益,毕竟亚当斯密所关心的道德情操和私利并不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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