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印度裙带资本与寡头统治/Project Syndicate

总部位于纽约的做空公司兴登堡研究,最近对印度百亿富翁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会计欺诈和操纵股票指控震惊了金融界。

对于那些期望印度这颗明星将随中国逐渐黯淡而日益闪耀在全球经济夜空的人来说,这一事件是一个必要的清醒药。

这些指控凸显了一些困扰印度经济且经常被忽视的系统性问题,特别是其极端不平等和企业集中化现象。该国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部门生产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产品以满足富人的需求,而其他大部分部门则大都存在需求不足和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导致总投资低,失业率高。

经济财富被集中在了少数大企业集团手中。据马塞勒斯投资管理公司估算:1990年时印度最赚钱的20家企业,创造了全国企业总利润的14%,2010年为30%,2019年则为70%。

大多数证据表明利润的增加,源自于市场势力而非创新或大幅生产力提升,同时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企业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印度股市与实体经济脱节的一个潜在因素。

有人会说这些最赚钱的企业和以往并不相同——在1991年启动经济自由化后的前20年间,发生了相当多的结构性变化。重要之处在于区域资本(特别是在西南各邦)发展壮大,新的商业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有所增加。这一事态发展与强大地区政党的崛起同时出现,而这些政党也在联合政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自从2014年回归到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为首的一党主导体制后,商业和政治的合流催生了记者哈里什·达莫达兰所描述的“企业集团”资本主义。在大多数行业中都是两个参与者——最多三个——控制着50%以上的总体市场份额,而保护主义行为则抑制了外国竞争。

这是一个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案例,优惠和特殊监管豁免,往往只留给少数大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比赛中途改变规则和条款来扶助那些有关系的商人。

这一点在阿达尼集团在短短几月内成为最大机场持股运营商时显得尤为明显——即便它毫无该领域运作经验。阿达尼的崛起,得益于政府调查机构对先前法规的放宽和对商业对手的隐性威胁。

修改条例配合大财团

在收到关于印度电信运营商Reliance Jio——由另一位商界大佬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经营——在电信领域掠夺性定价行为的投诉后,印度电信监管局匆忙修改了先前规则。

没人犯规,没人受伤。

同样,商业和工业部修改了特别经济区的相关管理条例,去配合阿达尼在戈达的燃煤电厂,还让阿达尼的矿场免于环境监管。那些有关系的企业即使负债累累,也能轻易从国内外筹集到资本,因为相关政界人物能搞定监管批文并提供隐性“主权担保”。

裙带资本家经营的大多数行业,都生产非贸易品或受到高度监管,这意味着获得政府支持,要比在国外市场取得成功重要得多——这是印度企业集团与韩国等国企业集团的主要区别。因此,印度的商业大亨们中未能产生一个全球行业翘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更喜欢浸淫在那些大都涉及高昂寻租的行业中。

而这个问题只会越发严重。据《经济学人》报道,2016至2021年间,印度亿万富翁手中来自裙带行业的财富份额,从29%上升到43%。从2014年到最近丑闻揭露之时,高塔姆·阿达尼的净资产几乎增加了14倍。

近年来各公共部门银行免除了巨额债务,导致许多大型“故意违约者”基本上是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抢劫这些银行(借助商业、政治和金融业之间的关系)。

政府还削弱了2016年颁布时,因其变革意义而广受赞誉的《无力偿付和破产法》以保存自身选择性放宽监管的能力(据报有一位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因反对这种行为而辞职)。

到目前为止《无力偿付和破产法》程序下的贷款回收率低得离谱——整个系统被那些有关系者公然玩弄于股掌之间。

法院判决往往因违约借款者的规避执行甚至继续剥离资产行为而推迟。

一半企业账目有问题

总之,印度企业部门的会计和监管标准普遍宽松,甚至有人说近一半上市企业存在会计问题。

裙带资本主义为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17年推出的选举债券被吹捧为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一种方式;但它们的作用恰恰相反,有报道说该债券允许巨量资金从少数企业集团流向印度人民党——无需任何限制或披露要求。

虽然这些企业捐助者对公众来说是匿名的,但这些债券是由印度国家银行发行的,意味着银行——也就是政府——知道是谁买了这些债券。于是那些潜在反对党商业捐助者,只能继续在恐惧氛围中缩手缩脚。

印度人民党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从形形色色的中小捐助者——酒商、糖业大亨、本地房地产大佬或建筑承包商——那里筹款,只需向那些为其输送大量资金的全国性企业施以恩惠就完事了。

有些企业还拥有媒体,依靠扮演政府的传声筒和拉拉队,来换取源源不断的公共广告收入。

而阿达尼集团最无耻的行为之一,就是敌意收购印度独立新闻频道新德里电视台(NDTV)。

阿达尼丑闻引发了一场大卫对歌利亚式的媒体风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调查结果其实早就为印度的调查记者们所知,但他们都遭遇了多年的骚扰诉讼)。但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需要认识到高塔姆·阿达尼只是一个普遍问题的表征。

印度的裙带寡头统治,可能会使该国大部分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身陷低生产率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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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为什么网络诈骗在印度日益猖獗

(新德里18日讯)印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网上被诈骗,有些人甚至被骗去毕生积蓄。为什么诈骗在印度层出不穷?受害人群主要是谁?

2022年12月,一个雾霾笼罩的清晨,住在德里的沙塔比·比斯瓦斯(Shatabdi Biswas)接到一个电话。虽然比斯瓦斯对互联网并不陌生,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这通电话几乎让她失去了账户中的所有积蓄。
 
现年37岁的比斯瓦斯是一名内容创作者。她被一种名为“数字逮捕”的骗局所骗,成了印度数百万受害者中的一员。近年来,这种骗局在印度层出不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犯罪分子通常冒充执法人员(通常是警察或海关官员),通知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其身分已被用于非法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受害者会被骗子用假“逮捕电话”轰炸,直到他们将自己的积蓄都交出来。
 
“让我最难受的是,是我自己把钱汇给他们的。” 比斯瓦斯在一家咖啡厅里,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清晨时说道。
 
“他们使用手段让你失去理智,然后再利用你的恐惧对付你,直到你把所有钱都汇过去。”
 
据隶属于印度内政部的印度网络犯罪协调中心(I4C)报告,仅2024年前四个月,平均每天就有7000起网络犯罪投诉。
 
不仅有“数字逮捕”骗局,还有求职、投资、恋爱骗局、网络钓鱼等多种在线诈骗形式。据估计,受害者因此被骗去约175亿卢比(约9.28亿令吉)。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此高的诈骗投诉率仍未能反映全貌。许多受害者或者因为不了解流程,或者因为被骗而感到羞愧,选择不举报犯罪。”德里警察网络犯罪部门官员阿伦·库马尔·维尔马(Arun Kumar Verma)说道。

“抱歉,这是场骗局”

2022年,比斯瓦斯接到一个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 电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连线到一个她以为是联邦快递(FedEx)客服的地方。
 
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她,一个寄往台湾的包裹里被发现有大麻、过期护照和伪造证件,而发件人使用了她的身分信息。
 
他们甚至给出了比斯瓦斯印度身分证(Aadhaar)的正确信息,Aadhaar是一种由印度政府发放的,与银行和其他数字服务相关联的身分文件。
 
“他们让我与孟买的一位‘海关官员’联系,这个官员掌握了我的所有信息,甚至带着马拉地口音,一切看起来都合情合理”,比斯瓦斯告诉德国之声,并补充道,这样精心设计的骗局在几年前还很少见。
 
这个冒牌官员指示比斯瓦斯在“调查”期间不要与任何人联系,并编造了一个通过盗取他人身分将货物走私到台湾的犯罪团伙。
 
“他给我发来了一个名叫杰罗德的罪犯的新闻报道和图片,并告诉我,有三个账户在以我的名义在进行非法活动,” 比斯瓦斯说道,“然后我就开始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汇钱给他,作为所谓的官方程序的一部分,以证明账户是我本人在使用。”

比斯瓦斯把将近50万卢比(约2.65万令吉)汇给假官员后,后者表示等待他的回电就好。但最终比斯瓦斯等到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抱歉,这是场骗局。”
 
印度像比斯瓦斯这样的受骗经历遍地可寻。根据印度央行数据,从2023年3月到2024年,数字金融诈骗增加了五倍,被盗金额约为145.7亿卢比(约7.73万令吉)。

为什么诈骗在印度层出不穷?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近发布了一份《世界网络犯罪指数》报告,印度排名第十,被视为一个“在诈骗领域表现活跃”的国家。
 
尽管缺乏数据来解释印度诈骗案件呈指数级增长的原因,但该研究团队成员里迪·卡什亚普(Ridhi Kashyap)给出了合理的推测。卡什亚普认为,数字化浪潮席卷印度,而数字化教育却没有跟上。
 
“人们已经用手机处理生活中的重要的事务,但正确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却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 卡什亚普告诉德国之声。
 
政府政策和冠病疫情加速了印度的大众数字化进程,尤其是支付领域和关键公共基础设施领域。
 
根据印度财政部数据,印度通过统一支付接口(UPI)转账的金额从2017-18财年的1万亿卢比(约530万令吉)增长到2023-24财年的超过200万亿卢比(约10.6万令吉)。
 
卡什亚普还指出,女性尤其容易受骗,并指出印度在数字领域存在严重的性别差距。“女性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更小,即使有手机,她们往往也不是手机的唯一的使用者,经常需要依赖家人协助操作。这会导致她们自信心较低,且易受骗上当,” 卡什亚普说道。
 
卡什亚普表示,在印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受过技术培训的年轻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卡夏普说道:“我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也看到了相同的情况。”
 
YouTube博主吉姆·布朗宁(Jim Browning,化名)经常入侵主要位于印度的专业诈骗中心的电脑和监控系统。布朗宁表示自己常常询问诈骗者为什么要骗人。
 
“大多数人说他们别无选择。我曾在他们的电脑上看过他们的简历,很多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布朗宁告诉德国之声。
 
布朗宁认为,执法率低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我知道有很多腐败现象。有时我举报完一个诈骗中心,非但没有突击搜捕发生,恰恰相反,诈骗头目在得到消息后,销毁证据,打包走人。”

诈骗泛滥能否得到控制?

德国之声几日前到访了位于首都新德里的一家处理网络犯罪的警察局,发现那里挤满了惊慌失措但仍抱有希望的受害者。
 
“每天都是如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初级警官说道,“即使是将金额超过1000万卢比的案件转到总部,我们每天仍要处理大量案件。”
 
高级警官阿伦·库马尔·维尔马(Arun Kumar Verma)坐在办公室里,仔细翻阅着需要签字的文件,部分追回的资金将被返还给一些幸运的受害者。
 
“网络犯罪与普通盗窃不同。犯罪现场没有犯罪嫌疑人,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可能属于任何人的账户号码,”他解释道,很多骗子都在使用代理银行账户。
 
“另一方面,数字犯罪会留下清晰的数字踪迹(线索),因此我们也有不少成功追回资金的案例。”
 
然而,资源匮乏——无论是人手还是其他资源——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根据受害者的居住地接手案件,但犯罪分子则可能带着笔记本电脑在印度的任何地方作案,这意味着追查罪犯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在路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维尔马说道。
 
维尔马同时发出警告称,一波新的投资骗局正在将境内和境外的印度人同时锁定为目标。
 
“资金一旦流出境外就麻烦了,这将使得资金追回变得更加困难。”维尔马解释道。
 
大多数骗局都是利用受害者的无知和恐慌心理,而新一轮骗局将利用受害者的贪婪心态。
 
“投资骗局的受害者大多是年轻、有文化的人,这些人渴望一夜暴富,” 维尔马表示。“对金钱的贪婪让他们容易成为诈骗目标。”
 
如今,变得更加谨慎的比斯瓦斯依然时不时接到诈骗电话。“有时我接起电话发现是诈骗电话,会对他们大吼一顿,以发泄我的愤怒,”她说道。
 
比斯瓦斯现在只在银行账户里放最少的钱,而将剩余资金投资在诈骗者难以触及的地方。“我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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