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安全的近代文献中，大概没有比福山于1989年刊载在国际事务期刊《国家利益》的“The End of History？”，如此般盛名与嘲笑兼负。

此文神准地预告了柏林围墙及苏联的瓦解，却也因为历史后来并没有如文中所预测般，随着共产集团的瓦解而终结在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而不断地被嘲笑。

民主政治不仅在倒退，市场导向经济也因为中国崛起而创造了新的想象，让路给政府导向资本主义。

当然，福山不曾停止过辩解，“History”一词并不是所谓的历史事件，而是黑格尔的“历史”，属于一种有方向性的动态演进，以自由民主体制及市场经济为最终目的。

用现代语言，那叫发展，所以“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还在演进当中。

各经济体紧密联系

世界后来确实朝着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方向前进，民选政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经济体之间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不是吗？

关税壁垒陆续瓦解、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此起彼落、金融市场无不对外开放、网络及通讯科技发展扁平化世界联系、跨国企业架起全球生产链，人员都可自由跨国流动。

哪怕是中俄这两大列宁式体制，也曾被冀望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迈向政治体制的改革。

无论是历史或是“历史”，皆俨然终结了后冷战时代，以经济效率为器，来到了一个和平及繁荣的终点，地名为自由民主秩序。

套用经济学里的帕累托平衡态（Pareto equilibrium）的说法，没有比现有的状况更好了，任何的更动，只会损害他人利益。

然而，我们忘了斯托尔佩-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的教训，原来经贸整合的过程，并不总是只有赢家。

经贸、金融、人员的跨国整合于盛世与危机交替之间，重塑了经济利益在国与国、本土与跨国集团、底层与菁英之间的分配。

金融自由化肥了金融菁英，金融危机却由平民老百姓买单；商贸自由化壮大了跨国企业及高阶管理，国内低阶工人及地方经济却赔上代价。

讽刺的是，由于帕累托平衡态并非静态，更像是黑格尔式“历史”，不断在演进变化，结果在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好的同时，却也一直在让另一群人的情况变坏。

而“这一群人”就成了福山名著《历史终结和最后之人》里的“最后之人”（the Last Man），一群被忽视及排挤，对现实状况感到愤怒和怨恨之人。

百姓用选票发声

平民老百姓用选票发声，让右翼民粹主义抬头；不愿屈服于美元霸权的国家，在目睹一波又一波，甚至是以冻结美元储备为武器的经济制裁以后，无不思考替代选项，以图脱离美元霸权，国际自由秩序岌岌可危。 

历史发展果然从来都不是线性式的。当国际安全与跨国经贸整合起了冲突，经济效率就得让路给国际安全考量；当自由贸易与国内经济难以兼容，民选政府自然会以本土利益优先，即便得以自由贸易为代价。

而历史的反扑，正一幕幕地上演着。

欧洲多年来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的依赖，正严重地削弱着欧洲经济的韧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演讲，提了73次的“安全”，“改革”只提了16次。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对高科技中间产品，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出口禁令，就中美经济脱钩而言，比关税战的影响更加深远；美联储连续升息及量化紧缩的国际影响力，无远弗届，国际市场对于可能出现的美元短缺及主权债务危机，忧心忡忡。

二战以后的经济运行，无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对于以国际安全及本土利益挂帅的运作，实感陌生，却似乎难以避免。

虽然2023年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粒沙，却可能承载着改变世界政经发展轨迹的大事件。

发展总是多平衡态的，哪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属于优平衡态，谁又能保证演进过程不偏移，往劣平衡态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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