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降临之后的世界经济，似乎远不及以前那么全球化了，因为各国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都在一致抵制开放——上次看见这种情景还是在1930年代关税大战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时候。

而这种状况的副产物不仅是增长放缓，更可能是全体国家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或许只有那些最为庞大且最多样化的经济体方能幸免。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其2000年出版的、极富远见的著作《全球化的终结》中揭示了早期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时代，是如何

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多个意外事件压迫下陷入崩溃并在二战中寿终正寝的。而如今冠病似乎正在加速另一波撤出全球化的浪潮。

当前这轮撤出始于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以及随之爆发的中美关税战。眼下的疫情之所以可能会对贸易产生更大的长期负面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将公共卫生保障能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而目前也存在着巨大（但没那么深重）的1930年代式过度去全球化风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同时这场混乱且由危机驱动的去全球化必定会带来更多，也更为严峻的问题。

就算是经济高度多样化，科技全球领先且自然资源基础雄厚的美国也可能因去全球化而导致实际GDP大幅下降。

对于那些无法在许多经济部门中达到临界规模且常常缺乏自然资源的较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中断将逆转其过去数十年的增长态势。这一切都还没有算上社会隔离和隔离措施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小国经济风险增

已故政治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曾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是可以以小而美的状态存在的。

但在今时今日，那些未能与某大国或国家集团结成紧密经济联盟的小国必将面临巨大经济风险。

全球化确实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近10亿民众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虽然所有人的商品购买价格都有所降低，但贸易竞争也打击了某些部门的低薪劳动者。

而金融全球化也确实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它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并为富人提供了新的高回报外国投资工具，这一切在1980年以后愈演愈烈。

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中列举了不断恶化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并据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然失败。

但问题是这个制度究竟让谁失败了？在那些发达经济体之外，也是全球86%人口的栖身之所，全球资本主义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因此一场过度去全球化无疑很可能使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美国首当其中

但当前的全球化模式显然也亟需调整，特别是要大力强化发达经济体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社会安全网，但是这种社会抗冲击能力的构建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系统推倒重来。

而美国即将在去全球化中遭受的损失可比其国内某些政治家（无论左右）似乎能意识到的更多。

首先，全球贸易体系是一份契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契约中美国是世界霸主，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通过推动这个国际秩序的顺利运转而得益。

除政治后果外，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风险。尤其是当前允许美国政府和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实现更大笔借贷的有利因素或许都与美元在系统核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国债需求将减少

而多种经济模型都表明随着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金融全球化程度至少也会出现相应比例的缩减。

这不仅预示着跨国企业利润和股市财富可能急剧下降（这对某些国家来说或许还可以接受），还可能意味着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大幅减少。

当美国需要为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大量举债的时候，这个局面就不太乐观了。

正如全球化一直是当今低通胀和低利率的主要驱动力那样，逆转这一进程可能最终会将价格和利率推向另一个方向，尤其是考虑到冠病似乎引发了一个持续性负面供应冲击。

毋庸置疑，还有其他斗争（尤其是气候变化）需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实现。

倘若全球贸易崩溃削弱了各国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强烈单一共同动机，那么激励发展中经济体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但也同等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迄今为止冠病对欧美的打击要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更大，但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风险。

试问现在真的是削弱这些国家供养自身能力的合理时机吗？

即使美国对去全球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置之不理，它也应记住目前对美元资产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美国政客着力打压的庞大贸易和金融体系。

如果去全球化到达了一定程度，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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