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财政挑战严峻/Project Syndicate
作者：迈克尔·J·博斯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世界各地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原因很简单——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运行着一套臃肿且在财政上难以为继的福利国家制度。
正如德拉吉十多年前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时所说：“欧洲的社会模式已经是过去时了。”同样，美国如果不控制支出和约束公共债务的话，也可能落入同样的陷阱。
在这方面的计算非常简单明了。以一个由工资税支撑的福利型社会给付为例。支付此类支出（当即或以后连本带利支付——如果使用政府债务融资的话）所需的平均薪资税率，等于老年抚养比率乘以养老金替代率——也就是福利领取者相对纳税劳动者的比率，乘以平均福利额与被征税平均工资额的比率。
这个等式，甚至还未包含支付其他政府资助项目（从国防、治安到道路和学校）所需的税收。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税收，可以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同时可以对福利公式和税率表进行各种修改。
但归根结底，如果很多人都要领取可观的福利，那么（最终）就会产生极高的税率。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所想的那样，“是啊，这就是问题所在。”
高税率危害巨大
请不要误会：高税率是不可取的，无论是用以支持何种社会福利。高税率可能会带来极其巨大的危害，因为它们会压抑激励机制，从而损害经济——也就是饿死那只传说中会下金蛋的鹅。
根据一些估算，欧洲的税率已经接近拉弗曲线的峰值，意味着增加税收已经无法再增加政府收入，甚至可能导致政府收入下降。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较高的税率，是欧洲经济体实际人均GDP（排除通胀因素后）低于美国的原因。即便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有所夸大，但税收几乎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税收收入，远远超过其GDP的40%，而美国的这一比率约为四分之一（加拿大和英国介于两者之间，约为三分之一）。
比如美国的税后实际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比瑞典和丹麦这两个美国进步人士热衷于效仿的国家高出很多。
当然，瑞典人和丹麦人得到的公共服务更多，国防开支更少（尽管它们现正致力于提高其微薄的国防预算），工作时长也更短。但即使考虑到这些调整因素，美国人的平均财富也要高出许多。
人们走在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旁，背景是埃菲尔铁塔。
老龄化加重压力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医疗和公共养老金福利（如美国的老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5至64 岁人口相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预计将从大约3:1暴跌至2:1。这一趋势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出现，预计到2035年这些国家的相关比率，将远低于2:1。
在这些经济体中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是85岁及以上的老人。虽然我们应当乐见寿命的延长，但也必须认识到公共预算的相关成本。
更糟糕的是，北欧国家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十五年间积累了更大规模的公共债务。这种额外财政压力，曾在一段时期内被极低的利率所掩盖；但如今各地的利息成本都在膨胀（尽管按照排除通胀因素后的价格计算还在可控范围内）。
随着各国央行继续减持手中的巨量国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有的国债额约相当于本国GDP的20%），它们将与各国政府为巨额新赤字融资和到期债务展期的努力发生冲突。
虽然为应对2008 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而进行的一些债务融资支出是合理的，但随后不去整固预算的做法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使许多经济体极易受到下一次冲击的影响。
目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改革其福利国家体制，包括更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发放福利，并引入更有力的工作激励措施。
债留子孙不公平
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逐步放缓支出，以避免出现德拉吉和其他人（包括笔者本人）早就预测过的、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强制性变革。
在发达经济体快速增长的时候，把更大的债务负担留给子孙后代大概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假定儿孙们会更加富有，从而有能力负担更高的税收。但鉴于生产率增长早已放缓，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造成的代际不公平辩护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左派所支持的政策，只会让本已糟糕的局面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希望支持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代际公平，那就应该抵制提高企业和个人资本收入税率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
展望未来，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安全威胁等新风险，意味着国防开支必须大幅增加。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从效率和代际公平的角度出发）通过举债为军事投资提供资金是合理的。但为了支持这些必要的开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前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也是越早实施越好。
遗憾的是，很少有政治领导人愿意面对现实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那些愿意这样做的领导人则应当得到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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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去美国化与新全球化
报道：笔锋
去美国化幽灵正在欧亚上空徘徊。特朗普不分青红皂白的关税大刀及背叛乌克兰的态度，令欧亚国家幡然醒悟，不能依靠美国，从“心”出发，远离美国，远离当今地缘政治最大不确定因素。
在2025年的春天，去美国化的幽灵正在欧亚的上空徘徊。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分青红皂白的关税大刀，以及背叛乌克兰的态度，让许多欧亚国家幡然醒悟，不能依靠美国，不能被特朗普的“不靠谱”行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是要自力更生，走出过去的“舒适圈”，从“心”出发，要远离美国，远离当今地缘政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从“心”出发就从欧洲开始。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欧洲是美国主导一切，唯“美”是从，北约和欧盟也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但当欧洲诸国看到乌克兰领袖泽连斯基被特朗普羞辱的命运，就开始理解被朋友背后插刀的异样痛苦，开始深切反省，要将昔日法国戴高乐将军独立欧洲构想，重新激活，不能在国防上仰赖美国，也不能在心态上被美国殖民。
尤其是特朗普明言要吞并丹麦的格陵兰，更让欧洲人警惕。
由于丹麦是北约成员国，一旦美军入侵格陵兰，北约国家就有义务群起抗击。
这都让欧洲人改变思维要脱离美国控制，不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
特朗普对欧洲的傲慢和偏见，最近显示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发言上，她在面对美国记者提到法国一位议员要求美国归还自由神像的时候回答说，若不是美国，现在法国人还在说德语。但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指出，其实打败纳粹德国的主要力量还是靠苏联红军在东线奋勇抗敌，牺牲逾2800万人，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两大战役中，消耗了德军主力，才奠定后来反败为胜基础。
历史反映特朗普自大狂妄
没有苏联红军参战，牵制纳粹，就不可能有诺曼第登陆的成功。当然，法国的历史学家也还击指出1776年美国革命，如果没有法国协助，美国现在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这些历史的恩怨情仇，都显示特朗普政府的自大狂妄，让欧洲人义愤填膺。
亚洲方面也出现雷同效应。日本被美国要求自己负担军费，不能一切都要美国老大哥埋单。这对日本的经济带来冲击。韩国方面，此前还被特朗普政府列为“敏感国家”，在于韩国内部的政争，亲美的尹锡悦面临弹劾的混乱，以及传出韩国发展核武的说法。
日韩警觉美国不可靠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让日本与韩国警觉：美国不是可靠的盟友，而是要时刻提防的损友。
亚洲的中国早就对特朗普的两面三刀感受深刻。2017年特朗普甫上台就访问中国，也邀习近平访问美国。
但好话说尽之后就开始贸易战，也背后操作加拿大幕后扣留华为的孟晚舟事件。
最近特朗普政府不但要加重对华关税，还强购香港富商李嘉诚管理的巴拿马运河和43个港口的管理权，引起北京不满。
船运界也传出，美国甚至会对中国制造的船只进口，征收每艘100万美元（约443万令吉）的附加费，以打击当前领先全球的中国造船业。
但更令北京警惕的是美国如何介入台海事务，若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军的动向就是关键。白宫最近召开台海作战计划的秘密会议，马斯克是否可以参加就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焦点。
中国从几年前就开始脱美化，减少外贸上对美的巨大依赖。
最新数据显示，对美贸易已降至全部贸易的12%。中国外贸更多元化，同时将生产链条延伸到东盟国家，进入美国所谓的友岸外包产业链，一举两得，既可以避开美国制裁和关税，也使东盟国家和中国关系更形密切，焕发了东南亚经济繁荣的历史高峰。
中国“延长供应链”开拓新需求
东南亚的历史繁荣，展示中国的“延长供应链”，不仅在于承接输往美国和西方的产业链，也开拓了新的需求，如中国的餐饮业集团延伸到东南亚，售卖冻柠檬茶和冰淇淋的“蜜雪冰城”在东南亚开了4800家，高性价比背后，是一条数字化和工业化的产业链，将每一个环节都数字化计算，展现最高效率；而工业化力量就是兴建柠檬农场、奶粉农场，从源头上规模化，将生产要素价格压到最低，但品质却最好，因而月前在港上市集资掀起狂潮，被投资者看好。
晋非美国全球化场域
这也让亚洲的财富力量焕发新动力，如何用新的管理和技术将很多传统的产业转型，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带来企业新的内生能量，不需要再为美国和西方市场烦恼，不再只是为西方人作嫁衣裳，回归自己的市场和人民福祉，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特朗普的关税大刀没有砍倒亚洲企业，反而意外地砍除亚洲企业依赖美国的心态，自立自强，加快建立自己的内循环，不惧美国的打压和侮辱。
这也刺激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版本。全球化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一个非美国的全球化场域。东盟之间、中国和东盟之间、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贸易和协作的密度和强度都在增强。这是一个没有美国的新全球化模式，也代表一个没有胁迫和傲慢势力的模式，正在国际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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