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危机做出有力应对，相应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总金额，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10%。

然而，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最新发表的全球评估报告，这些刺激措施或许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刺激消费和投资。

问题在于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被直接导入到了银行的资本缓冲之中，导致预防性储备增加。整个情况与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忧心忡忡的“流动性陷阱”极为类似。

当前的刺激措施都是匆忙——几乎是恐慌，出台以遏制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尽管这种洒水枪式的方法既没有针对性也称不上精确，却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当时的唯一选择，认定如果没有海量的紧急流动性注入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破产，企业组织资本的流失以及更为艰难的复苏之路。

但如今各方已经明确意识到疫情将延续更长时间，而非最初出台这些紧急措施时假定的几周，也意味着所有这些方案都需要从长期角度进行更仔细评估。

在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由于家庭和企业都会担忧未来走向，因此预防性储蓄通常会有所增加。

当前这场危机也不例外，由于对未来的忧虑和广泛减少的消费机会，刺激政策派发的大部分资金可能会闲置在家庭和企业的银行帐户中。同时由于信誉良好的贷款者屈指可数，银行可能被迫持有过多的流动性。

银行储备大增

不出所料，在2月至4月期间美国存款机构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几乎翻了一番，从1.5兆美元（约6.5兆令吉）上升至2.9兆美元（约12.5兆令吉）。

相比之下大衰退期间各银行所持有的超额准备金仅为1兆美元（约4.5兆令吉）。银行储备的大量增加表明迄今为止业已实施的刺激政策并未产生多大的乘数效应，仅凭银行信贷显然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经济僵局。

更糟糕的是，当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伴随着很高的社会成本。

除了对债务和通胀的常规担忧之外，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银行手中多余的现金会被投入金融投机活动。

面临流动性陷阱

股市每天都在剧烈反转，而这种波动反过来又可能令不确定性增加的氛围常态化，进而导致更多的预防性行为并遏制推动复苏所需的消费和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流动性陷阱和流动性迷局：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但只有有限数量被家庭和企业所使用。精心设计的刺激措施可能会在冠病毒受控后发挥作用。但只要疫情仍在肆虐，情况就不可能恢复正常。

降风险增消费最关键

因此，目前的关键就是降低风险并增加消费动机。只要企业依然忧虑从现在起六个月或一年内经济仍会疲软，它们就会推迟投资进而拖延复苏。

而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国家才能打破：各国政府必须挺身而出，以如果经济无法在某个特定时点复苏就会向企业提供补偿的方式来为当前的各项风险担保。

针对这方面的举措已经存在一个模型，也就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和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名字命名的，可以在某些预定条件下兑现的“Arrow-Debreu证券”。

比如政府可以保证，如果一个家庭今天能购买一辆汽车，而病毒流行曲线在距现在六个月后的某个时点仍处于某个点位，则其每月的车贷可以暂停支付。

可考虑发消费券

同样可以用按收入比例偿还的贷款和抵押来鼓励购买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类似的规定还可以适用于企业的实际投资。

政府还应考虑发行消费券以刺激家庭消费。这点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该国有5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发行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数字优惠券。

优惠券标示的有效期使之成为了短期内，也是最急需时期的消费和总需求强力刺激手段。

由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可能比原先设想的长出许多，因此有必要出台更多刺激措施。

比如尽管美国已经在各种形式的援助上花费了3兆美元（约12.9兆令吉），但如果没有采取更多，也希望能更精心设计的措施，这些钱只会使许多企业再苟延残喘几个月，而不是真正挽救它们。

有种在几个国家中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在企业保留其雇员的条件下向它们提供帮助，并按照企业收入的减少比例来相应补助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

在美国，华盛顿州女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以及其他几位参议员都提出了类似的立法建议。

设计不当的刺激计划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还蕴含着危机。糟糕的政策会导致不平等，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并在恰恰需要防止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时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持。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选项，只是不知道政府会否采纳而已。

备注：本文观点与联合国或会员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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