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商业道德,相左相辅?/胡逸山博士

在多年的教书生涯里,曾教过一些如专业道德、商业道德等的科目,是有一些既定的教材,或根据规定必须包含的课目等,我当然也必须遵守。

除此之外,我通常也会适当地在课目里或引进一些更为基本的哲学课题、或引用一些专业上或商业上的实例来作为理论的实践或应用等,力求使到整堂课更为全面、生动、有效。

当然,有时自己或者与学生们一起,也会做出一些更为形而上的反思,如“商业”与“道德”这两个理念是否从根本上就是相左的,还是如社会上的一些期望般,是得以相辅相成?或至少是可以互不相干的?

如大家常认为,一地股市的起落,或外资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反映商界对市场或整体经济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会受到当地政治的稳定与否的影响。

利商未必利民

那种说法好像是一地的政治更为稳定,则商界对该地经济的信心更为高涨,至少得以维持一定程度;当地政治不太稳定,则商界认为当地的涉商政策会多有变化,让商界难以适从,那么对该地的经济的信心则会下降。

这种说法,当然有其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举世各地的例子得以印证。

如一些已然溃不成国的所谓“失败国度”,全国上下一片乱糟糟,连人身安全都成问题,无论国内外商家当然都信心尽失,也都不敢投资、经商等。

然而,一地政治或至少政策的稳定,虽然可能被商界认为利商而导致商界的信心大增,会加大力度地投资、经商等,但这种情况却未必是利民的。

那种被商界认为是“稳定”的政治情况,有可能是顺畅的、高度民主化的政权不时更替,但也有可能是专制独裁的不民主政治,政商的勾结蔚然成风,少数的政商精英包办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大多数民众即便辛勤劳动也分不到像样的经济蛋糕。

对于很多商家来说,规规矩矩的法治社会是利商的,让他们得以有最大保障地发展各自的商业。

但对于另一些数目也不少的其他商家来说,得以“稳定”地贪污腐败、政商勾结,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重要拿了钱要办事”、“整天换人怎样来‘养’?”

善用税收发展

所以,商业未必一定会与反贪等道德理念挂钩,而过于强调道德,那么至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是很难得以发展商业的。

又如有关那种税收制度会为一地的政府带来更高或更稳定的收入的辩论等,也许更为重要的,也还是认清该地政府是否有把收入实实在在的主要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还是拿来养着支持者,甚至被笼统地贪污掉了?

要先看为何需要那么多钱、钱如何用,然后才有资格申诉不够钱。

有时想着,不如把科目名称从商业道德改为商业行为,可能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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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2024年大马竞争力排名/李荣昌

最近,马来西亚在IMD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的全球排名下降,从2023年的第27位降至2024年的第34位,下降了7个位次。

这一变动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人们担心随着竞争力的下降,大马在吸引外资方面将不如邻国。

针对大马竞争力排名的下降,大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将此归因于马币贬值。

此外,我国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也指出,2024年的IMD竞争力的报告是基于2023年的经济数据,政府已经解决了导致大马竞争力下降的多数问题,并方眼2025年大马竞争力将得到提升。

他承认报告中所指出的缺陷,并承诺加强政府效率以提升竞争力。

政府的正面反思与承认其缺陷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这轮大马竞争力排名下跌是否只因马币疲弱导致?

大马除了经济表现的竞争力下降,其他方面的竞争力又是如何?大马2024年竞争力下降是否只因2023年经济数据欠佳所致?本文将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竞争力4大方面

首先,让我们深入研究IMD竞争力评估的计算方法,以确定马来西亚在2024年竞争力下降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根据IMD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评估方法,其主要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四大方面。

在这,政府认为导致竞争力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即马币疲弱为经济表现的范畴,2024年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排名第8,比2023年的第7位下降了一位。而政府效率方面,2024年的排名为第33,比2023年的第29位下降了4个名次。

商业效率方面,2024年的排名为第40,比2023年的第32位下降了8个名次,是所有指标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最后是基础设施,2024年马来西亚排名第35,与2023年持平,是唯一一个保持稳定排名的指标。

观察了IMD竞争力评估的各项指标后,很明显可以看出,2024年马来西亚竞争力排名的下降,并非仅因为马币疲软或津贴改革延误所致,而是整体上表现出竞争力的下降趋势。

尽管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因马币疲软而导致竞争力下滑,但这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意识到,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活力等指标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说,经济表现的不佳只是政府效率和商业活力低迷的最终体现,而马来西亚2024年竞争力下降的核心问题源于政府效率和商业活力的下降。

政府效率下降

根据IMD评估政府效率的指标包括政府财政(2024年排名第35位,2023年第33位)、税务政策(2024年排名第11位,2023年第10位)、制度框架(2024年排名第31位,2023年第29位)、企业立法(2024年排名第50位,2023年第45位)和社会框架(2024年排名第42位,2023年第39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整体政府效率指标都出现下降,尤其是企业立法下降最为显著。企业立法评估的标准涵盖经济开放度、反竞争法和补贴制度、劳工监管及法律框架等方面。企业立法的下降显示出我国商业环境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不利,而其他国家的营商环境则更加友好于企业。

商业效率引担忧

而评估商业效率的指标还包括生产力与效率(2024年排名第53位,2023年第36位)、劳工市场(2024年排名第34位,2023年第30位)、企业金融(2024年排名第36位,2023年第32位)、管理实践(2024年排名第42位,2023年第31位)和企业态度与价值观(2024年排名第40位,2023年第34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生产力与效率的跌幅最为明显。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因为普遍认为马来西亚竞争力下降是由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引起的,然而数据显示,此次竞争力下降主要是因为商业效率的严重下降。除了上述提到的商业效率下降了8位外,其中衡量生产力与效率的指标是所有副指标中跌幅最大的一个。简而言之,马来西亚的大中小企业、劳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整体生产力都不及其他国家。

结构性问题

综观以上所述,马来西亚在2024年竞争力排名的下降并非单单因为某一经济指标的下降所致,而是整体竞争力的反映,尤其是在商业效率方面。而导致商业效率下降的根本问题则源自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不得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金融系统对中小企业不友好、市场不公平和不开放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保守的经营模式、企业数字化进程缓慢,以及抑制薪资增长的经济模式等。

这些问题长期侵蚀了马来西亚市场的活力,也成为马来西亚晋升为高收入国家的障碍。因此,若要提升马来西亚的竞争力并恢复企业活力,政府就必须进行实质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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