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过了好几年苦日子。先是冠病疫情产生了诸多障碍和瓶颈，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

随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打乱了链条，尤其是涉及农业和能源的那些。随着全球分散型供应网络的脆弱性如今显露无疑，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强化国内或区域性网络。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去全球化的到来引发了新的挑战。

毕竟它们其中一些最成功的发展战略就是依靠全球价值链实现的，倘若这种战略不再可行，那么各经济体又该如何继续发展——甚至达到高收入状态呢？

实现高收入状态的难度是众所皆知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往往首先出现的增长放缓——一直困扰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们的人均收入这几十年来一直停留在美国水平的20至40%。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就避免了这种情况，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也是如此。

而今，马来西亚和智利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一个日益去全球化的世界中前行提供了重要经验。

1990年时，大马和智利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低于墨西哥，但它们在21世纪初超越了拥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优势的后者。从那时起它们就跨过了高收入门槛。

天然资源引领增长

尽管智利在疫情期间回落到不足美国水平的40%，但世界银行仍将智利归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同样遭受疫情侵袭的大马，则仍然高于40%。

这一成就或许令人意想不到。大马和智利都不以其制造业实力而闻名。在大马发展汽车工业的尝试已然失败，而电子产业也只取得了些许成功。

此外，智利长期以来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一种流行了几十年但如今日益被视为一种失误的正统政策制定观念。

在这两个国家，那些以资源为基础的行业——大马的石油、橡胶和棕油以及智利的鲑鱼、水果、葡萄酒和木制品——是领先的增长引擎，迎合了本消费者甚至更多出口至国际市场。

智利四种主要出口商品所取得的贸易盈余，几乎达到了四个部门贸易总额的80%，与机械和运输（-85%）和化学产品（-38%）形成鲜明对比。

棕油贡献大

在大马，棕油的盈余比率高达85%，而综合资源部门（包括石油和橡胶产品）的比率为26%。这明显高于电子部门（16%）、机械和运输（-33%）以及化学产品（-13%）。

这些都不是低附加值部门：大马出口的加工棕油与印尼出口的未加工棕油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智利的三文鱼生产也需要应用冷藏系统和疫苗等技术，其木制品出口涵盖了纸浆、纸张、纸板、软木塞和家具等增值产品。

这些部门都是由当地企业领导的，而这些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则是政策干预的结果。例如三文鱼并非智利本土物种；它在智利的养殖始于1969年，而智利基金会（Fundación Chile）这个致力于推动商业和工业增长的非营利企业从1980年代就开始协助加速推广养殖。

挪威引进的技术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养殖各鱼种的实验对于鲑鱼产业的商业可行性至关重要。

在智利基金会创建的南极三文鱼公司（Salmones Antartica）证实了其商业潜力后，更多的企业家进入了三文鱼行业，使生产商的数量从1980年的4家左右增加到2000年代的200多家。

投资高附加值行业

在拥有长期殖民历史的大马，棕榈（和橡胶）种植园过去由外国人所有。这些对将加工设施搬到国内不感兴趣的种植园主都是出口未加工产品。

但在1981年，大马夺取了伦敦证券交易所三家上市英国棕油和橡胶联合企业的控制权（这堪称其经济去殖民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因此增加了对本地加工的兴趣。

但棕油产业的升级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为了将炼油能力留在欧洲，欧盟在1990年代出台了多项超过200%的超额关税——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70年代下达的各类高额关税还高出一倍有多。

然而此时大马的棕榈油行业受益于易货贸易安排的兴起，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用出口加工棕榈油换取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进而推动了大马国内棕油精炼能力的快速增长。

跟智利的鲑鱼产业一样，棕油产业的研发至关重要，而其中大部分是由成立于1979年的大马棕油研究所在政府资助下进行的。这些努力使企业不仅能够为棕油出口增加更多价值，还能生产生物柴油和特种脂肪等新产品。

即使在全球价值链的全盛时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获得足够的立足点，以推动其超越中等收入水平的希望也比较渺茫。

但大马和智利已经表明还存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投资发展高附加值行业，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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