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尚未对冠病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预警。我们跟踪每日感染和伤亡数字。但我们对于就业损失和生活颠覆情况，尤其是并没有因为疫情而采取大规模公共卫生动作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不了解。

截至目前，疫情对主要经济体的影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要糟糕四倍。

2020年二季度，美国GDP按季下降9.1%，而2009年同一季度的降幅为2%。欧元区经济更糟糕，萎缩11.8%。

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经济中全行业萧条的情况，一如战时。

因此，计划、投资和重建也需要战后思维。

诚然，G20政府已经花费了令人咋舌的7.6兆美元（约31兆令吉）（还在增加）用于财政刺激，主要央行也注入货币提振全球经济。

美联储支出2.3兆美元（约9.4兆令吉）支持企业和金融市场，远超2008年7000亿美元（约2.9兆令吉）的救援计划。这些措施为许多人提供了生命线，包括被裁的饭店工人和小企业主等，让他们能够获得失业保险和社保。

但鲜有人讨论的是，富裕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让低收入国家日子更加难过了。

宽松政策伤害穷国

在疫情爆发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便已陷入创纪录的债务负担，增长萎靡，气候挑战严峻。结果，公民在形势恶劣之时几乎没有安全网可以依赖。

如今，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宽松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削弱了它们的出口竞争力和外国投资、通胀抬头、经济动荡。

穷国主要依靠非正式经济、大宗商品出口、旅游业和侨汇，所有这些都受到疫情冲击。加上石油价格暴跌，发达经济体的刺激计划让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步履维艰。

富裕国家的政策，也导致了穷国粮食价格上涨。发达世界的超市货架上平价食物琳琅满目，但全球有近7亿人在疫情爆发前便处于长期饥饿状态——还有1.3亿多人因为冠病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乌干达等国家，基本食品价格3月以来上涨15%。人们只能消费更少，多样性更差，也更不健康的饮食——让未来疾病更加容易爆发。

低收入国家的穷人通常无法在家办公；而如果他们不去工作，就没有饭吃。大量发展中世界的冠病病毒经济冲击，远比病毒本身破坏性更大，这早已不是秘密。

穷困人口上升

想一想，不出六个月，疫情便抹杀了十年来的减贫进步。1990至2017年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近20亿下降到 6.89亿。但因为冠病，极端贫困人数自1998年以来首次上升。今年有 1.4亿多人可能陷入极端贫困，南亚和非洲首当其冲。

G20国家迄今为止的冠病刺激计划支出只要拿出3%，便足以结束这些悲惨情景。

由G20国家缴纳一次性自愿人道主义税，筹集2300亿美元（约9430亿令吉），便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和通讯技术，从而养活农村饥民。

富国大幅削减援助

比如，在十年时间里每年投资100亿美元（约410亿令吉），用于建造更好的道路和储存设施，可以为3400万人减少粮食损失。

类似地，260亿美元（约1066亿令吉）投资便可以让近3000万农村居民用上手机，从而能够通过获得庄家价格和天气预报而提高收入。

外国援助是明智的投资，但政治意愿目前严重不足。

目前，美国是最大的全球健康和发展项目捐赠国，它正在向制药公司注资数百亿美元确保冠病疫苗，但只限本国公民，虽然其他国家在联合力量扩大全球疫苗普及度。

英国今年削减援助预算29亿英镑（约156.6亿令吉），并将发展署与外事部门合并。这样的方针是短视的。

相反，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起爱滋病纾困总统经济计划，为非洲爱滋病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该计划总共耗资850亿美元（约3485亿令吉），到目前为止已经拯救了1800多万人的生命。

此外，它也强化了博茨瓦纳等国家卫生基础设施，这毫无疑问有助对抗眼下的冠病。

类似地，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实现繁荣，是因为美国用马歇尔计划振兴了受到战争摧残的西欧。

如今，我们面临着相似的情景。

一切政策干预都应该像战争那样对待冠病，像冲突区那样对待首当其冲的经济体。世界需要全面掌握损失情况并面临复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