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医疗成本和保费高胀/李兴裕
每个人都在谈论医疗通胀和健康保险费通胀，这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据报道，医疗保险费将上涨40至70%，国会议员、监管机构（财政部) 和国家银行 、保险公司、私立医院和普通民众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医疗通胀、医疗保健成本和相关保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到社会、经济、行业特定、监管和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尽管有些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更为明显。
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衡量，医疗通胀、医疗保险和整体通胀的模式是什么？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使用 CPI 作为衡量保险公司和家庭支付的医疗通胀和保费的基础。
我们仔细研究了冠病疫情爆发前，即2011至2019年期间，以及疫情爆发后，即2021至2024年首10个月期间的数据，结果显示：
a) 年度医疗通胀率通常高于整体通胀率。2011至2019年，医疗通胀率平均每年上涨 2.5%，而整体通胀率平均每年上涨 2.2%。
b) 2011至2019年，医疗相关保费通胀率平均每年上涨0.6%，低于医疗通胀率（每年2.5%）和整体通胀率（每年2.2%）。
c） 冠病疫情爆发后，马来西亚遭遇通货紧缩，2020年整体通胀率下降 1.2%，随后2021至2023 年平均年均增长 2.8% 和 2024年首10个月平均增长 1.9%。2021至2023 年医疗通胀率年均增长 0.4%，2024年首10个月增长1.4%，而医疗相关保险通胀率也呈上升趋势（2021至2023年均增长0.9%，2024 年首10个月增长为零）。
我们对医疗通胀的计算，是上述每个组成部分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值。由于2016年之前，每个组成部分的精确权重的历史数据有限，因此分析假设这些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始终保持一致。
医疗通胀保险时间滞差
观察发现，整体通胀趋势与消费者支付的医疗通胀，以及保险公司经历的医疗保险趋势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
医疗通胀与一般通胀之间存在时间滞后的差距。政府提供巨额的医疗补贴，令政府医院的收费偏低（门诊治疗公民收费 1 令吉，非公民 15 令吉），且补贴期通常长达数年，导致与付款人收入相关的一般通胀与与健康相关的医疗通胀和保险增长之间存在时间滞差。
需要注意的是，医疗、健康保险等CPI的衡量标准是按照一篮子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加权计算，该篮子代表了所有家庭的消费，因此可能会低估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生活支出。
医疗通胀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医疗服务中位数或单位成本的系统性增长。医疗通胀多年来迅速上涨，超过一般通胀，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同消息来源所报道的医疗通胀率不尽相同。早前国行公布2023年医疗成本通胀率为12.6%；而有保险公司表示，2013至2018年，医疗通胀率平均每年攀升9至10%。
根据怡安2022年全球医疗趋势利率报告，大马医疗通胀率预估为12%，平均每年增长10至15%。国行和财政部向国会议员汇报，2021至2023年累计医疗成本通胀率为47%，或简单平均每年约16%。
令人震惊的数字是，2021至2023 年期间，医疗与健康保险及回教保险 (MHIT) 保单的索赔成本通胀率跃升了 56%，超过了 MHIT 保费通胀率 20%。
2024年，61%受影响保单的保费上涨幅度不到20%，30%保单的保费涨幅介于21至40%之间，5%保单的保费涨幅在41至60%之间，4%保单的保费涨幅超过60%。
由于MHIT保费与高索赔率不相称，保险公司和国家银行有理由提高保费，因为如果继续出现“过高的索赔”或索赔人数过多，理赔资金池的缩小，将使未来的索赔难以为继。
目前，每1美元保费中，有超过90%用于支付索赔，而这些成本几乎不受控制。
2018至2023年（不包括疫情年份）的索赔率高达101至111%。
在保险索赔方面，2020年每100名保单持有人中就有6.8名提出索赔，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6名保单持有人。导致医疗费用上涨、保费上涨及保险索赔膨胀的因素有很多。
私立医院增幅22%
据报道，私立医院每次就诊费用，从2020年的8800令吉增至2023年的1万零700令吉，增幅高达约22%。
a) 由于医疗设施改善，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马来西亚人的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更好的健康状况，必然会导致医疗保健需求的增加。
b) 医疗费用/价格差异。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差异化，如果患者有保险，收费会比自己付费用高。对于骨痛热症治疗，有买医疗保险患者的收费为 4978 令吉，比自付再索赔患者的收费 1288 令吉高出约 286%。对于肺炎治疗，有医疗保险患者的收费为 6859 令吉，比自付患者的收费 2654 令吉高出约158%。
c） 医疗成本的粘性。医疗成本的上升趋势与技术诊断设备、医疗器械、昂贵药品和药物的采用、医护人员的工资、高并发症的治疗、新旧传染病的出现、人口老龄化和非手术成本有关。医院用品和服务（HSS）包括实验室和影像、药品、护理和医疗设备等，占私立医院账单的59至70%。
d）投保人一般具有“自助餐综合症”。拥有广泛保险覆盖的投保人寻求为所支付的保费，最大化的“物尽其用”，使用医疗服务而不考虑相关成本。这可能导致更高的医疗成本，进而转化为更高的保费。
所谓“自助餐综合症”的情况，是因投保人滥用保险，医疗保健机构默许并推动医疗价格上升，还向投保人推荐不必要且昂贵的疗法和药物，接着收费更高，就导致医疗费涨幅加剧，导致目前医疗保险消费者无法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窘境，而这会造成恶性循环持续。
e) 第三方支付。消费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然后保险公司理赔投保人的索偿要求。这种支付模式往往会导致支出增加和医疗通胀率上升。
f） 定价不透明。缺乏价格透明度，使得医疗保健服务成本的比较变得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价格透明度能让消费者将有关收费与合理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
g）医疗服务需求缺乏弹性。研究发现，医疗服务需求一般对价格、时间成本、收入缺乏弹性。
应考虑控制成本解决方案
医疗费用和医疗保费上涨确实令人担忧。医疗费用上涨给政府预算、家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带来了压力。
由于医疗费用和保费上涨速度快于收入，付款人面临更大的成本分摊，导致医疗保险计划难以负担，迫使一些人终止保单并投保不足。
立法者应考虑控制成本的解决方案，以减轻消费者的财务负担，并减轻财政成本。保险业的永续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索赔准备金，保持盈利能力，并为消费者提供可负担的保险。
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富有同情心和共同努力，以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平衡各方的利益。这种微妙的平衡对于提供高效优质的医疗保健、为消费者提供可负担的保险，以及确保保险业的永续性至关重要。
控制成本建议
国行已要求保险公司和回教保险公司 从今年 9 月起，在其 MHIT 产品中引入成本分摊功能，以鼓励更负责任地使用医疗服务，并进一步降低需要由“共同基金”共同承担的成本（基于风险分担的概念）。此外，还将建立一个综合索赔数据库，以确保 MHIT 产品保持永续性和可负担性。
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来控制不断上涨的医疗成本和提供医疗服务的私立医院，从而控制医疗保险保费。
a)政府可每2至3年全面检讨所有医疗收费，确保收费公平合理，医疗保险保费调高须合理及分阶段进行；
b)考虑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基金，由政府、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确保提供可负担的优质医疗服务；
c)价格透明化运动。卫生部将为21种常见手术和8种常见疾病制定医院收费基准，使医院收费项目透明化。患者可以参考各自领域的收费基准，来寻求医疗咨询和治疗。收费高于基准的医院和医生，应准备好在被询问时，解释其高收费的合理性；
d)通过各种方式监管价格，降低保险公司为医院和医生服务支付的价格：
(i)通过设定医院和医生从商业保险公司获得的最高金额来限制价格水平；
(ii)限制这些价格的年增长率；
(iii)对价格超过一定最高限额的服务征税；
e)消除中间商，直接签订合约，以协助降低医疗成本。应对医疗供应链价格上涨和其他成本上涨的一种行之有效方法，是与集团采购组织(GPO) 合作。政府不得参与政府采购直接谈判。
f)反竞争行为。健康保险行业应接受及时和严格的审查，以查明对消费者和供应商造成不利影响的阻碍行为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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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飙涨,谁之过?/林恩霆
许多政策的影响往往在多年后才显现，而当现实迎面撞来，才让人后悔莫及。
2019年12月，希望联盟1.0政府的一项决定，如今正让人民承受更沉重的医疗负担。
当年，内阁决定放弃管制“2006年私人医疗便利和服务（私人诊所及私人牙科）条例”下的私人诊所和牙医看诊费，允许他们自行决定收费。
政府宣称此举能提升市场竞争、给予民众更多选择权。然而，5年过去，我们得到的不是“选择”，而是不断高涨的医疗成本和保险保费。
时任卫生部长——也是现任部长的拿督斯里祖基菲里曾表示，内阁已全面评估，并参考国家生活成本委员会的建议后，才决定放宽医疗费用管制。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MMA）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自由市场能让医疗服务更具价值，改善整体医疗生态。
最终还是人民买单
但当时国内三大保险公会已警告，若医疗成本失控，保险保费势必上涨。如今，他们的警告正成为现实。诊所、医院的收费大幅提升，保险保费也跟着水涨船高，最终买单的还是人民。
放任医疗市场自由发展，结果是看诊费高涨、医院收费惊人，医疗成本不断推高，形成恶性循环，即医疗费用上涨丶保险公司调涨保费到医疗和保险都变成奢侈品。
祖基菲里在国会坦言，政府对医疗费上涨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只是要求医院贴出价格表。但价格表能确保医院不逐利，而是以服务大众为优先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意外或慢性病，人民无从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即使投保了医疗保险，保费年年攀升，许多中年人或长者最终因负担不起而被迫放弃保险，一旦生病，经济压力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被迫放弃治疗。
当人们抱怨医疗费用和保险费高涨时，或许忘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2019年政府放弃对看诊费的管制。
如果当年政府采取更稳妥的方式，例如逐步调整收费标准，确保医护人员的收入不会被压低，同时限制涨幅，使医疗费用维持在合理水平，或许今天的情况不会如此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前，国阵政府设立“马来西亚诊疗所”（Klinik 1 Malaysia），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医疗。但希盟上台后，不仅关闭所有一马诊所，还放任私人医疗收费自由浮动，进一步加重了人民负担。
医疗费失控非一日之寒
与此同时，政府医院依旧人手不足、病患超载、效率低下，迫使更多人转向私人医疗，而私人医疗费用上涨，使得人民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严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普遍现象。
医疗费用和保险费飙升已成为社会痛点，但朝野政党却集体沉默。
曾高调批评此事的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如今却不再发声，或许党内斗争让他不得不噤声。过去，他曾指责国家银行纵容保险公司涨价，甚至暗示财政部知情，但如今他对医疗成本飙升问题再无追踪，难道是因为这正是希盟的政策遗产？
政客不愿碰触这个敏感议题，但人民能置之不理吗？难道要等到自己或家人生病，面对巨额账单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种下的因，终有今日的果。医疗费用的失控并非一日之寒，而是源于政府放弃监管，导致市场失序。面对如今的困局，政府必须拿出实际行动，重新检讨看诊费调控机制，并设立合理的涨幅标准； 医疗费用监管，确保收费透明且合理；保险保费审核以避免保险公司过度涨价。
医疗不该成为富人的特权，而应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继续放任不管，医疗体系的崩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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